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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部分（第1页）

为了这样来作弄人吗？

会上发言的除了几个事先做好准备的“积极分子”，两位平时友好的同学也站起来凑热闹，连小东也讲了几句难听的话，仿佛大家都在赶时髦。只有一位同学替我说句公道话：“我认为不能把海生和‘右派’分子等同看待。毛主席不是说过，允许人家犯错误，也允许改正错误吗？校长不是也说过‘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吗？”

我开始后悔，为什么团“宣委”一点名，自己就站起来说了，要是上午不来学校就好了。我忽然明白，会上有时沉默无声，原来是没有靶子。同学们早就从社会上看到说逆话的下场，有的虽然也发言，都是些鸡毛蒜皮无伤大局的事。“放”得早，“收”也早。一些家长再三告诫自己的子女：“不许你在学校胡说八道，参加什么‘大鸣大放大辩论’，那都是骗人的。”几个原先写过不少大字报的同学，后来也一反过去，成为批判别人的“积极分子”，以此将功赎罪。偏偏我太认真，不敢承认自己其实是太幼稚太傻了。难道我写的大字报还嫌少吗？要是这样的行动值得称赞，学校早把我当积极分子使用，而不是成为众矢之的。打在我身上，可以显出一些人的“觉悟”来，我成了一些人向上爬的阶梯。我感到心里乱得很，可泼出去的水是怎么也收不来了。

1月23日召开一次全校性的“辩论会”，名为辩论，却是公开批判几位同学的“反动言论”。说他们和“右派”分子“一鼻孔出气”，“同穿一条裤子”，“妄想蒋介石*”等等。还把那几位同学祖宗三代、亲朋九族的污点都挖出来。我想，资产阶级看不惯无产阶级的东西，往往表现出蔑视、嘲笑，以显示自己的高贵。而无产阶级看不惯资产阶级的时候，就不在神色上使功夫，干脆就训斥和批判，在权力所及的地方，是压迫和打击，企图通过斗争把它改造成无产阶级所喜欢的。大概资产阶级注重“感情”，无产阶级则讲究“态度”。

我不由得浑身颤抖，仿佛自己也是个罪人。可我实在想不通，大家出于听话才写了大字报，校长不也说过，“同样一句话，‘右派’分子说的跟我们同学讲的有本质上的差别。”并一再强调不捉“右派”。有些同学在大字报上虽然用了一些不恰当的词句，什么“史无前例”，“残酷暴君”，“苛捐杂税”等等。无非为了使大字报出奇，有“份量”，能引起同学的注意，如究其内容往往十分贫乏。一位同学曾说：“我是为了吸引人才故意用上‘杀人魔王’这样的标题。”并非要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纯粹想“出风头”。对这样的错误，应该从学生容易“脱离实际”，犯“主观片面”，“个人主义”等方面去批评教育。硬搬用社会上对待阶级敌人的一套办法，套用“阶级报复”，“妄想复辟”等上纲上线来联系，将大大伤害同学的自尊心和积极性。

一个人犯错误，只要不是出自他的本性，是由于一时糊涂，就应该抱治病救人的态度。对这次写大字报还应该说，“错误吗？我们也得负责一半。”革命导师列宁在教育身边的同事总用旁敲侧击的办法，有时反而鼓励你，把你当好同志看待，却使你的心受到比批评还难受的打击。然而，我们许多人不肯这样，他们老想教训人，否定别人的优点，这种人怎么会成为一个教育家？也许总想打击别人的人，最需求权力。而渴望权力，又意味着总是要不满意别人，才能唯我独尊。

校长最后做了总结：“大家不要误会今天是要捉‘右派’。刚才有些话可能说重了点，但不要从词句上去追究，应该从阶级感情方面去考虑。”

这真是岂有此理！叫别人不要追究词句，他们却这样在做。当初如果不是校长使劲启发鼓动，同学们会平白无故去写那些大字报吗？会想出那么多恶毒刻薄的话来吗？也许有人会说，这跟那些人的思想有关。那么学生不是在学校的教育下吗？如果错了，该由谁来负责呢？难道校长是故意唆使人干坏事，而后自己溜去叫警察，还说是出于“好心”的吗？学校的教育职能是将错误化有为无，还是无中生有，故意设计陷阱，網罗学生，再来达到所谓的“教育”　？（待续）　。。

二、人生转折——一场运动（6）

我不认为自己写的大字报都是错的，没有根据的，有的还完全正确。但是我本人确实有不少缺点，缺乏生活经验，不懂得用阶级观点来分析问题，又容易轻信，过分好强。这些跟我个人的修养有关，也受到家庭教育的影响。如果能帮我改变这些不足，我将十分欢迎。我开始冷静下来，不再去计较那些无理的指责和缺乏实事求是的批评。与此同时我也看到几位真诚的人，听到不少有益的劝告。

一天班长约我个别谈心，他没有否定我美好但显得天真的动机，对我的热情首先给予肯定，又介绍几本书给我看，亲切地对我说：“关于旧社会人民遭受的苦，我们知道一点，都是从书本上看到，或听长辈讲的，不是亲身经历，感受就不一样，对党的感情比不上翻身农民那样深厚。同样一句‘拥护共产党’，从贫下中农嘴里说出来是真心话，毫不动摇的一句话。从我们口里喊出来，恐怕仅仅认为道理上应该如此。所以知识分子遇到风浪就容易动摇，容易产生怀疑。”

我谈了自己心里的委屈。他又接着说：“一个人的立场不是自己说了算，要看他的言行，尤其在关键时刻，看他是站在哪一个阶级讲话。一个人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就必须到工农群众当中去，同他们相结合。我们有不少革命领袖是出身于资产阶级家庭，他们都背叛了自己的出身，成为无产阶级坚强的战士。”这些话我以前听过不只一次，政治考试也能答出来。可是直到那一天，我好象才发现它的真谛。我不住地点头，表示同意。

我的朋友也从外地给我寄来热切的信。他们说：过去在一起发表的议论太偏激了，政治上是幼稚的，行动上是可笑的。都表示今后要加强自我改造，把自己培养成一名无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钊人在信中写道：“不合理的现象是难免的，太阳再亮也不能除去树叶和屋宇的阴影，要达到十全十美，恐怕只有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又说，“生活本身是个大熔炉，又是铁面无私的法官，我们每个人都要受到熔炼，得到它的鉴定。因而责已严是多么必要。”

朋友的鼓励，使我非常激动。仅仅几个星期，我们都经历了一次飞跃，从看不惯这一切，到理解了这一切；从不负责的信口开河到学会冷静地思考。虽然只是一个开端，却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起点。

这期间团支部还组织了一次访贫问苦的活动，到乡下去访问一位老贫农。这位老大伯解放前受苦受难不用说，解放后虽翻了身，比起原来就富裕的农民，生活仍是很苦的，一个儿子刚病死，还欠了一百多元的债，这在当时是个天大的数目。但他却告诉我们现在的生活比过去好：“要不是共产党人民政府，遇到这种情况，我早当乞丐去了。现在不怕官，不怕土匪，不怕抓壮丁。”他指着膝下的一个孙子说：“这小娃将来长大就幸福了。”我过去认为农民自私自利，眼光短浅，可这位老贫农已经看到未来。我突然感到自己十分渺小，却还要去斤斤计较。（待续）　。　想看书来

二、人生转折——一场运动（7）

一场暴风雨过去，总会出现一片晴朗的天空，经过这场热雨的冲洗，大地将变得更清新。1月30日班级召开“丰收会”，总结一段来开展“大辩论”取得的成果。我在会上首先发言，表明了自己的态度：一定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参加劳动，争取又“红”又“专”。我甚至认为校长说，“多放多收获”一点不假。要不是经过这次运动，带着一脑子疑问将来到社会上去，可能要犯更大的错误。

我在当天的日记上激情地写着：

“一个人要善于发现生活的意义，当我们还懵懵懂懂的时候，也许厌恶不满。一旦发现它的奥秘，就会疯狂地去追求它，爱护它。

“回顾过去，老是患得患失，有时认为人活着，如果不是为着伟大的理想，神圣的真理，生命还有什么价值？我不愿自己的一生在无声无息中度过，即使不被历史铭记，也要跟她相识，让社会感到有我这样一个人来过。因此活着就要奋斗，要争到生活中的一个位置，如此人生才有价值。有时我又觉得一旦理想破灭，徒劳无功。大概是我没有天才，要不，现在就该显露出来。然而一点值得骄傲的也没有。一年到头，除完成任务似地增加一岁，双手依然是空空的。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于是又悲观地认为，人生就象树上的叶片掉到江河里，被无情的江水悄悄地带走，一分一寸地向前漂流，一刻也不停留，不管经历过怎样迂回曲折，终归要沉入大海，一生也就完结，无人知晓，无人忆及。因此‘对酒当歌，及时行乐’又何等需要！

“现在我明白了，这是因为我始终走不出个人的圈子，一心只想成名成家，没有更崇高的目标。而离开国家、集体和人民，就谈不上个人的理想和前途，只有和国家、社会溶为一体，才能有所作为。”

以上是我纯洁心灵的表露，当时尽往好处想。那一年寒假，我还特地向团支书报名，要求参加建校劳动，决心通过劳动锻炼，改造自己的人生观。那同样是一次刻骨铭心的过程：

第一天我挑着一担破畚箕，从家里出来，就怕不雅观，让人笑话。到了建筑工地，又不敢挑得太少，怕人议论。硬着头皮，勉强支撑着，很*到不行，腿酸肩疼，我不时偷偷跑去看时钟。第二天还得去，挑着一付空畚箕，肩膀就开始感到难受。我担心坚持不了，迟疑了许久才走进土坑，头几担是钻心般地疼，差点哭出来，但我还是挺住了。想不到以后几天反而有点轻松，心里感到无比高兴，这不仅是有劳动的能耐，更是意志上的胜利。经过这次劳动的洗礼，我在当时的日记上又写着：

“我曾经喜欢那些外表漂亮，打扮入时，能歌善舞，懂得文学和艺术的姑娘。现在我觉得这些人不少是‘资产阶级小姐’，她们享受良好的教育，有优越的条件可以去‘精雕细刻’。她们也只能懂‘文学’和‘艺术’，只能讲究吃穿。劳动人民的女孩子，从小受生活的折磨，没有机会上学，没有钱走戏院，没有时间逛公园，终日劳动，怎能有娇嫩的皮肤，整天忙碌，哪有心思讲‘文学’和‘艺术’。旧社会的统治者逼使劳动人民过着贫穷落后的生活，反污他们这也不懂，那也不会。那些寄生虫靠剥削过活，他们的‘漂亮’，‘文雅’不正是他们的罪证？如果把他们放在劳动人民的地位，还不是一样‘没有教养’，恐怕连活下去的勇气和能力都没有。当然，劳动人民并非不要‘漂亮’，劳动人民完全懂得美，但首先必须享有暖饱，而后才能去过‘资产阶级的生活’。我们的制度正在创造条件，可以使劳动人民逐步过上幸福的生活。

“我有一种坏习惯，爱面子和注重外表。每次从一个公众场合回来，总要到衣镜前去自我端祥一番，看看自己刚才给人留下怎样的印象。要是看到自己容貌不凡，就神气十足，以为将来大有出息；要是看到一副呆板寒酸的模样，又沮丧万分，自觉比别人矮了半截。有时脸面修得光滑洁白一点，衣服穿着整齐得体，就文质彬彬，潇洒大方，说话轻声慢语，显示自己有充分的‘教养’。一旦自己穿着随便，满脸胡须，脑子里掠过一个工农兵的形象，认为不必拘妮小节，行为就粗犷鲁莽，什么礼貌修养全不顾，言谈中少不了粗言野语，以‘工农化’自居，轻蔑地瞧不起别人，觉得他们都是‘资产阶级’。

“以上是一种病态的心理，通过这次劳动，和劳动人民在一起，我体会到劳动人民并不俗，他们也不是不要礼貌和修养。一个人的外貌不能反映他的思想，重要的是看他的心灵美不美。”

日记从一个侧面反映我当时一种简单朴素的思想感情。但毕竟是一个人的转变。平心而论，“大辩论”还是从正反两方面教育了我，如果后来能继续给我鼓励、帮助和提携，它对我将是一个好的开端。

可是我没有料到怀疑是如此可恶，积仇竟这般长久。它后来竟成了我人生不幸的转折点。当时我并不知道内部已经因“大鸣大放”给我扣上一顶不大不小的“中右”帽子，这种“帽子”是不公开的。照当时的政策对中学生也是不适宜的，可我偏偏遇上了，从此灾难不断降临到我的头上，使我失去美好的理想和希望，过早蒙受痛苦和折磨。

如今回想起来，不能不感到深恶痛绝。据知情者后来告之：“大鸣大放”期间，学校曾专门组织几位团干部在夜间打着手电筒，一一抄录同学的大字报，汇总编印。学生毕业后，那些可怕的材料又分别被装进各人的档案里，送至有关单位。几位侥幸考上大学的同学，也因为后来被发现有所谓“黑材料”，又被清退回家。个别顺利过关的，在历次运动中，一不留神也被那些材料拖垮了。我的遭遇更不用说，背着黑锅，不但大学进不去，连找工作也难上加难，甚至影响到恋爱找对象，成为一辈子也说不清、洗不净的污点，如影随人，伴我度过人生，成为一些不怀好意的人，随时可抓的辫子。并且从此被迫步入险象万千的峡谷中，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只能在一条狭窄而崎岖的人生道路上，提心吊胆地往前走。　。　想看书来

三、人生劫难——那次“整团”（1）

1958年春节过后，新年的衣裳还穿在身上，毕业班就提前上课。这是最后一个学期，同学们预感到命运即将对每个人作出选择，都在抓紧复习功课，一心一意想考进理想的大学，攻读喜欢的专业。

当时从报纸上看到，形势一片大好。在开学典礼上党支书报告说，“我国在十五年内将在钢铁产量和其它主要工业品产量方面赶上或超过英国。”听到这样的消息，我不禁为国家的繁荣昌盛感到自豪，以为不久我们就会进入世界先进国家的行列。顿时热血沸腾，浑身洋溢着使不尽的力气，恨不得马上就去为这一宏伟目标贡献自己的青春。我还根据学校要求，制订一份“个人跃进计划”，并在全班同学面前宣读。大家都为我鼓掌。那些天我兴奋得不得了，逢人就谈自己的理想，心里有说不完的打算。我深信那些都是可以实现的，我感到自己的前程无比宽广，到处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再有四个月的时间，就要踏上新的征途……

然而命运似乎不能完全由自己来掌握，纵然有天大的本领，在政治面前也可能被打得头破血流。我的理想还没有抽出芽，就被窒息夭亡。2月28日选举班委的时候，虽然大多数同学仍然投我的票，可是最后班主任宣布名单时，我什么也没有。他解释说是为了不影响我的学习，难道别人当了就不怕影响学习？这分明是撵我下台的借口。显然是因为上学期“大鸣大放”我说得太多，太露骨了。我开始有一种不祥的预感，知道事情还远远没有结束。

春节期间，父亲和叔父们从外地回来，曾问过我在“大鸣大放”中都写了些什么，要我今后小心谨慎，说是上面已经通知，将对那些在“鸣放”中走过头的中学生严肃处理。当时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