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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散锦飞霞日日然”（第十三卷卷首）。看来陈端生的确是在以全力来写《再生缘》。尽管她的祖父在骂“盲子弹词”，而她却当作耳边风。这也表明了陈端生的叛逆性格。

弹词是背着陈句山写的，在学写之前有读的阶段，当然也会是背着老祖父读的。《再生缘》的续《玉钏缘》而作，陈端生必读过《玉钏缘》，是毫无疑问的事。我们从《再生缘》中还可以看出，陈端生母亲汪氏夫人是喜欢弹词的人。前引“慈母解颐烦指教，痴儿说梦更缠绵”（第十七卷卷首），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又如第三卷的开头说：“已废女工徒岁月，因随母性学痴愚”；而末尾又说：“原知此事终无益，也不过暂慰慈亲笑口开”；这所谓“痴儿说梦”，所谓“痴愚”，所谓“无益”，其实也就是陈句山所说的“惑溺于盲子弹词”的“村姑野媪”行径，而比之于“猪”的了。时代转变，猪化成龙，龙反不如猪，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辩证逻辑。

当然，《再生缘》前十七卷也并不是毫无缺点。如果要认真加以指摘，它的缺点很多。脱不了神道佛法、仙行妖术等的非现实的成份，可无用说。作者对于历史的真实性是完全置诸度外的。故事被拟订在元成宗时代，元成宗铁木耳生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1264），是世祖的孙子，即位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其时已经三十岁，而书中却说他是“少年天子”。

元代，汉人的地位很卑下。民分四等，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黄河流域的居民是第三等，长江流域和以南的是第四等。在《再生缘》中，元帝竟接连以汉人为后，且在朝廷中担任王侯将相的都是汉人，而且都是南方的汉人，此外却看不见有什么显赫的蒙古人。这是完全违背史实的。

从地理上来说，她同样不顾实际。元时，北京只是陪都，而她把它写成了清代的北京。由云贵到北京，可以一直走水路。由云贵或荆襄到北京，要经过浙江的温州。再加上海船上可以骑马作战，朝廷上可以赐坐花墩，服装是舞台上的服装，制度是清时代的制度，这些都不能说不是缺点。

陈端生应该说是一位顽强的女性，但她毕竟是女性。因此，在书中的眼泪真是太多。凡她所写的人物，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强的弱的，贵的贱的，好的坏的，差不多动辄就是“痛泪淋”或“双泪垂”之类。哭的机会未免太频繁了。

然而以上所述的一些缺点，倒不限于陈端生一人，所有写弹词的女作家大抵都犯有同样的毛病。尤其违背历史地理的真实，那更差不多是旧时代小说家的通病。像《再生缘》这样浪漫主义的作品，出现在两百年前，而前十六卷还是出于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之手，我们是可以不必过分苛求的。

尽管有这些缺点，但终归是瑕不掩瑜。《再生缘》前十七卷的确是部杰出的作品。陈寅恪很欣赏它，在他看来，陈端生的成就竟在杜甫之上。唐代元慎（微之）是赞美杜甫的，他认为李白不如杜甫。他说“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李白勉强可以和杜甫相比：“至如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白远远不如杜甫。（见《长庆集》卷五十六《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这种抑李扬杜之论，如使杜甫再生恐怕会感到一些意外。但陈寅恪却在这个基础上，更使陈端生远远超过杜甫。他在这样说：

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

这话说得相当大胆。陈寅恪说，他是“噤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他是“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的。我不是所谓“通人”，因此我不仅不“讪笑”他，反而要为他的敢于说话而拍掌。的确，我们是有点厚远薄近、厚雅薄俗、厚男薄女、厚外薄中的。对唐宋的旧诗人我们每每奉之为圣哲，而把明清的弹词女作者则一概屏弃于俗流。我们能够欣赏《孔雀东南飞》，但很少人能回顾一下这条无尾的神龙《再生缘》。我们能够歌颂希腊的荷默，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普希金，因为他们有长篇叙事诗或诗剧，然而知道陈端生这个名字的人，恐怕就没有好几位。因此，我也“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把《再生缘》前十七部仔细核校了，并主张把它铅印出来。我要请求爱好诗歌、爱好文学的朋友们能够阅读它一遍，然后再给与正确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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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八世纪中国女作家陈端生和她对女性的看法

陈端生（1751——1796）出身书香名门，她的祖父陈兆仑是雍正进士。当时被奉为一代文章宗师，是著名的《紫竹山房文集》的作者；她的父亲陈玉敦也是举人，曾任山东沿海地区登州府的地方官。母亲汪氏，是在云南为官多年的汪上堉的女儿。这些都使陈端生自幼受到很高的学术熏陶，并比一般女性有更开阔的眼界和更广泛的知识。

《再生缘》是陈端生少女时代的作品，前十六卷写于十八、九岁，也就是1768年至1770年间，其中第一至九卷写于北京外廊营救旧宅，第九卷至第十六卷写于山东登州父亲官邸。1770年陈端生母亲病逝，1771年其祖父亦病亡，陈端生全家从登州回到原籍杭州。按当时礼制，陈端生应守母丧及祖父丧各三年。因此在1770年至1772年间不能谈嫁娶，端生结婚时已是二十三岁，较之一般妇女多在二十岁以前结婚，实为晚嫁。据陈寅恪先生考证端生丈夫名范菼，也是世家子弟，他在1780年的一次科举考试中，据说因作弊严惩，判往新疆伊犁，与边疆士兵为奴。十五年后，遇赦回，在回归途中时，陈端生病故，未及相见。据郭沫若考证，范菼是十年后遇赦，当为1770年，而端生亦于同年去世。从陈端生在《再生缘》第十七卷六十五回首节的自序来看，她的婚姻生活是愉快的：“幸赖翁姑怜弱质，更忻夫婿是儒冠。挑灯伴读茶声沸，刻烛催诗笑语联。”范菼的突然被发配边疆，对陈端生是沉重的打击，以至“从此心伤魂杳渺，年来肠断意尤煎”、“日坐愁城凝血泪，神飞万里阻风烟。”这些人生遭际使陈端生停笔十二年，直至1784年，才又续写《再生缘》，这时她已是历尽沧桑的中年女性，过去不到三年写了十六卷，如今一卷写了整一年，正如她自己所说，早已不是“拈毫弄墨旧时心”了。

《再生缘》是一部女人写给女人看的关于女人的作品，是当时勃发的众多女作家所写的许多长篇弹词中的一部。弹词是一种讲唱文学，导源于唐代“变文”，“变文”多以说唱相兼、散韵结合的形式讲述宗教故事，以七字句为主。弹词在变文的基础上吸收了南方地区流行曲调，演唱时以三弦、琶琵、月琴等弦索乐器伴奏，有讲有唱。讲词为口语散文，唱词则多为七字句韵文，也有十字句，或加三言衬字的。内容则多为细腻繁富的言情故事，也有一部分写历史，如明代杨慎所写的《二十一史弹词》。明代弹词已相当盛行，如明代文人田汝成所著《西湖游览志余》所载：“其时，优人百戏，击球、关扑、鱼鼓、弹词、声音鼎沸。”到了清代，弹词则更是蓬勃发展，大大超过了其他说唱文体。最令人感兴趣的是清初出现了一批女作家所写的弹词长篇巨制，少则数十万字，多则百余万字。影响较大的，如明末清初由佚名的母女二人所写的《玉钏缘》三十二卷；陶贞怀的《天雨花》三十卷（成书于1651年）；陈端生的《再生缘》十七卷（主要部分完成于1770年）；朱素仙的《玉连环》三十八卷（成书于1805年前）；郑澹若的《梦影录》四十八卷（成书于1843年前后）；邱心如的《笔生花》三十二回（完稿于1857年左右）；程蕙英的《凤双飞》五十二回（成书于1899年前后）。

明末清初，弹词已非常流行，陶贞怀在她的《天雨花》曲词中说：“弹词万本将充栋，此卷新词回出尘”，清初已有“弹词万本”，可见盛况之一斑。至于弹词兴盛的原因，陶贞怀有一段分析，他在《自序》中说：

盖礼之不足防而感以乐，乐之不足感而演为院本，广院本所不及而弹词兴。夫独弦之歌，易于八音：密座之听，易于广筵；亭榭之流连，不如闺闱之劝谕。又使茶熟香温，风微月小，良朋宴座，促膝支颐，其为感发惩创多矣。

陶贞怀认为弹词之流行正是因为这种体裁最适合在闺阁之间，亦即女性之间畅叙抒怀，它只用三弦、月琴伴奏，比复杂的音乐演奏简单易行，又不须像戏曲那样在大庭广众中演出，而更像在家庭密友间促膝谈心，还可以一边听故事，一边谈感想，互相修改启发，成为被囚禁在家庭之中的妇女极为难得的相互倾诉和沟通的重要途径。因此，弹词多产生于南方，特别是江浙一带，又特别是苏州、杭州等文化发达、才人辈出，女性有较高文化程度和知识水平的城市，而弹词绝大部分写的是女人的幻想和感受。是女人在女人中寻求知音的一种媒介。

十八岁的陈端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创作《再生缘》的，她还有一本《绘影阁诗集》已失传不可考。陈端生的时代比曹雪芹稍晚，与西方第一位女小说家奥斯丁（JaneAusten1775——1817）大体同时。《再生缘》比奥斯丁二十岁时开始写的第一部小说《理智与感伤》（1811年出版）要早二十余年，比夏绿蒂…勃朗特（CharlotteBronte1816——1855）所写的《简…爱》（成书于1847年）就更早了。

《再生缘》的故事虽然曲折复杂，但从根本来说，正是被囚禁在深闺洞穴中的女性梦幻，如作者所说“朝朝敷衍兴亡事，日日追求幻化情。”陈端生把自己的写作称为“妙笔仍翻幻化文”，又说：“闲绪闲心都写入，自观自得遂编成。”这说明她的写作绝无什么经世致用的目的，也非为名为利，而完全是为了自己的梦想和情绪的抒发。她并不认为这样勤奋写作（两年八十万字的速度）会有什么“用”，只感到写作本身为她自己和她母亲带来很多乐趣。陈端生的母亲汪氏也是一位知识妇女，并深爱弹词。她还常指点陈端生的创作。汪氏是陈端生的第一个读者，也是她写作的动力。陈端生对待自己的写作非常投入，非常认真，也是非常艰苦的。她常常工作到深夜，常常“灯前成卷费推裁”，尽管“玉漏催人慵欲睡”，还要挣扎着“银灯照影半还挨”。她很以自己的创作自傲，决不阿世媚俗，谋取别人的欢心，而是“不愿付刊经俗眼，惟将存稿见闺仪”。然而，《再生缘》写成之后“惟是此书知者久，浙江一省遍相传”，“闺阁之音频赏玩，庭帏尊长尽开颜。”可见其特别在女性中获得了广大的读者。

《再生缘》故事始于云南省都督之子皇甫少华与元城侯爵之子刘奎璧都求婚于才貌双全的十五岁少女孟丽君。孟丽君之父孟尚书决定以比箭的方式择婿，各射三箭，一箭射垂杨，一箭射金钱眼，一箭射挂着蜀锦宫袍的红绳。刘奎璧以一箭之差败于皇甫少华，孟丽君成了后者的未婚妻。刘奎壁不服输，多次阴谋陷害皇甫少华，又借身为皇后的姐姐的权势，终于使皇甫全家抄家问斩。少华及其母、姐潜逃，孟丽君被逼改嫁刘奎壁，不从，遂女扮男装逃离家庭，参加科举考试，中了状元，官至兵部上书及丞相，并揭穿了刘氏家族的阴谋，使皇甫一家不仅官复原职而且晋升高官。故事写至第八卷（二十九回：征东将奏凯回朝，三十回：刘国丈全家下狱，三十一回：奖功臣并赐良姻，三十二回：娶皇妃更联美眷），其实已有了一个程式化的结局，但陈端生却不就此停笔，而是用了其余九卷的大部笔墨，描述了整个男权社会逼迫孟丽君回归无名、失语的女性世界和孟丽君用尽心机，保卫自己，反抗逼迫的尖锐斗争；从而展开了一个广阔的叙述空间。皇甫少华与皇帝本人与孟丽君同朝共事，虽未完全确认，但早已觉察了她的女性面目。少华多次用尽计谋，企图逼迫孟丽君就范，以便“同偕花烛”；而皇帝本人也深深堕入情网，一方面逼迫她承认是女性，另一方面又逼迫她承认不是孟丽君而是别方女子，以便他自己能将她娶入深宫，对为皇妃。孟丽君为能保卫自己开创出来的独立自由生活，劳心焦思，左推右挡，冒着“惑乱阴阳，盗名欺君”的死罪，始终不愿回到社会、传统、文化为她设定的女性唯一的归宿——生殖与满足男性。然而，不幸她终于未能逃脱皇太后的圈套，在一次无法拒绝的极为特殊恩宠的赐宴之中，她被药酒迷醉。宫女奉皇后（皇甫少华之姐）之命，乘醉脱靴，暴露了孟丽君的三寸金莲，并盗去她的红绣软鞋。宫女为皇帝所截，三寸红绣鞋落入皇帝之手。皇帝即将孟丽君秘密送回府第，随即微服造访，要孟丽君承认自己的性别，但不要承认是孟丽君，只说是来自他乡的未婚女子，否则就要将她打入天牢，治她欺君死罪。孟丽君的父母、翁姑、兄弟、乳母、密友无一例外，都加入逼她“就范”的行列。孟丽君孤单奋战，走投无路，无法冲决四面八方的天罗地网，终于在绝境中吐血昏迷。陈端生所写《再生缘》十七卷就写到这里。

《再生缘》显然是一部未完之作。作者在第十七卷卷末明白写道：“知音爱我休催促，在下闲时定续成”。然而从写作第十七卷的1784年到她离世的1796年，足的十二年，（如果算她卒于1790年，也有六年之久），陈端生始终未能再续一回。在这期间，她的生活并无什么特殊变故，未能续写的原因恐怕只能从陈端生的思想个性和故事发展本身的逻辑去寻找。

陈端生自幼能诗善画，她所创造的孟丽君“七岁吟诗如锦绣，九年开笔作诗文。篇篇珠玉高兄长，字字琳琅似父亲”，以及她出走时自绘真容等情节都多少有一些作者自况的意味。更重要的是她从来厌弃男性中心社会为女性设置的角色，所谓“已废女工徒岁月，因随母性学痴愚”，她讨厌女人本份的针线活，鄙弃传统母性的“痴愚”，看不上平庸的同辈男性，但在现实生活中她却别无选择，唯一能暂时逃避的，就是创作是的梦幻。极有讽刺意味的是陈端生的祖父曾写《才女论》一文，认为女性“讽习篇章”“多认典顾”，“大启灵性”，对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而且可使女子变得“温柔敦厚”，因此得出结论：“才也而德即寓焉”，这比“女子无才便是德”之说自然进了一步。陈端生和她妹妹陈长生都以才华文学闻名于当世，与其祖父的这种开明思想不能说无关，但这位祖父对于弹词之类，却深恶痛绝。他认为“村姑野媪惑溺于盲子弹词，乞儿说谎，为之啼笑”，比起诗教来，“譬如一龙一猪，岂可同日语哉？”然而，正是他的孙女陈端生对于弹词不仅深为“惑溺”，而且成为古今弹词第一大家，可见陈端生的反传统精神。

陈端生强调孟丽君“篇篇珠玉高兄长”，正说明她对于男尊女卑，“女子无才便是德”之类既成社会秩序的逆反心态。孟丽君离家出走并不只是为了逃婚，而且也是为要实现她一生抱负。第十回卷头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