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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9部分（第1页）

＊现代的女权主义者和持温和态度的女性希望成为社会的一部分与男子处在同一水平上。这种情况很好你们必须要带头。

＊激进的极端主义者希望从妇女当前的状况和社会情形中逃脱出来。这种情况不好你们应该压低自己的声音提高自己的目标。

＊还有一些妇女根本就不想升到顶层。她们常常会贬低女性领袖说她们“是从床上升到那个地位的”。说这话的妇女才应该留在床上或者圈在厨房里。

我还为其他人留下了机会让她们也来宣传这项事业。

1970年作为纽约州出版人协会的会长我邀请女权主义者格罗丽亚·斯坦因出席我们在雷克普拉西得召开的会议并作了主题发言我请她有话直说她也照办话说得幽默也有力。

在回答期间纽约《罗马哨兵日报》的出版人乔治·沃特斯表达了很多老派男士的感情他以挑衅的口吻挑战斯坦因：“像我本人这样的白人男性出版人为什么必须要支持你们女权主义运动呢？”

斯坦因是这么反击他的：“因为你们会操得更多也更喜欢操！”

一些男人在窃笑。但是后来发生在酒吧间的谈话明显指明他们更喜欢妇女顺从而不是太要强──在办公室和在卧室都是这样。

18年后我又对那个出版人社团发表演讲还是这位乔治·沃特斯他站起来提出一个问题。我打断了他：“乔治上次格罗丽亚·斯坦因在这里给你提了一个建议你照办了吗？”

这次是他窃笑了神经很是紧张。后来他妻子谢莉很自豪地对一个团体里面的人说：“是啊他照办了。而且他的确更喜欢了！”

1973年就是我当上首席执行官的那年我任命了加内特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

格罗丽亚·比格斯是一位极受人尊敬的女士也是棕榈海滩和圣彼德斯堡的女编辑我们在佛罗里达州开办《今日报》的时候她就加入了加内特公司。我任命她担任佛罗里达州的《墨尔本时报》的出版人时她被人看做是第一位直接从编辑室升到出版人地位的女性。她因此成为报业界名人我们都鼓励她多多参加任何演讲邀请。

比格斯头脑敏捷有很强的幽默感。有一次出席在宾汉顿召开的纽约州编辑者会议的时候加内特公司一位保守的编辑主持演讲后的问答活动他是以这么一个问题开场的：

“大家觉得妇女跟男人一样好比男人更好或者比男人更坏？”

“在哪方面？”格罗丽亚抢过话头。这可把大家笑晕了但也没有赢得多少转化者。

事后《宾汉顿太阳报》的编辑大卫·伯恩斯坦写了一篇报道。他是男性新闻工作者当中觉醒比较早的一位他写道：

“他们所说的一些恶意的话透露出男性在编辑者中间的不安全感……言行举止如同没有结婚的聪明的姨妈但她的闺房刚刚被伯特·兰卡斯特入侵过。”

我提拔比格斯当上我们公司的第一位女性出版人从而打破坚冰尽管如此在加内特公司内部却没有多少女性等在我的办公室门外要求得到提升这让我十分失望。但是我坚持下去了。

人要提升事先不一定想得到

1974年我请《罗切斯特时报联盟》的社论作家克丽斯迪·巴尔克雷出任《萨拉托加养育萨拉托加人》的出版人。她感到十分震惊。

我告诉她：“你觉得自己没有准备好。嗯你的感觉是正常的你是没有准备好。但是我以前每次提升都是事先想到的你也应该这样以后慢慢就习惯了。”她真的习惯了。

1977年我请《尼亚加纳瀑布报》的编辑苏·克拉克当出版人。那个时候她已经是加内特公司的第15位成为出版人的妇女了而出版人是我们报纸里面职位最高的工作。

“会有很大压力。”她告诉我。

我同意她的看法但开了一个玩笑：“但是压力会落在你头上而不是我头上。我们现在有足够多的女出版人了所以如果你不称职我们随时可以炒掉你。”

她明白了我的意思：接受了这份工作她会受到她那个职位上的男性员工一样的对待。她不仅仅很称职而且干得极好。今天她是我们加内特公司的4位地区总裁之一监督管理西部地区的16家报纸。

除这里那里提拔女性员工以外加内特公司还需要基础广泛的宣传活动让全公司的女性和少数团体都受到重视。

我们的报纸和广播电台的许多男性经理都只是动口不动手的人只是表面宣传他们是从我的前任保尔·米勒那里学来的。他的态度在罗切斯特的报业系统中尤其明显因为他曾经在那里当过16年的老板。

我问主管分类广告的经理托尼·包德利为什么接听分类广告电话的都是白人妇女──其中大部分都是包德利的朋友们的女朋友──他回答说：

“以前请过一位黑人妇女但是钱袋子越来越瘪了所以后来再也没敢用。”

我后来请了一位黑人妇女叫多莉丝·英格拉姆她是我的两名秘书之一。此后包德利和其他一些人就明白我的意思了。我故意将包德利关于员工调换的请求和其他一些不太重要的请示全都堆在多莉丝的桌上。之后他跟我问及此事我微笑着说：

“很明显多莉丝还没有批准那些请求。”

包德利只得从我的那位黑人秘书那里撤回部分请求之后他的分类广告部的人员组成就完整得多了。

20世纪70年代在加内特公司内部在人员提升的事情上面我有两名关键的盟友都是公司高级主管：

约翰·赫塞尔顿他是加内特公司主管人事的高级副总裁他坚信应该实行男女机会均等的制度。还有一位是约翰·奎因当时是负责新闻的高级副总裁是一位对人事十分敏感的人。

奎因、赫塞尔顿和我弄出了一个计划使每个高级主管人员年薪的很大一部分与男女机会均等计划挂起钩来。当事情跟自己的钱包发生联系的时候我们公司哪怕最爱搞大男子主义的男性经理都会明白事情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