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前文曾提到过,记忆之中的这所“老宅”,总有那么几分的阴森和恐怖。尤其是那西厢房里的墙上,挂着我爷爷和奶奶的相片。
爷爷是面目清癯消瘦,白髯垂胸。顺着他陡峭的肩膀往下想,他的两只手一定跟干柴似的,而且青筋暴露。那长长的指甲是专门用来掐半夜三更不好好睡觉、不听大人话的孩子的——比如我。
奶奶倒是胖乎乎,只是那头发被梳得是油光瓦亮,贴在了头皮上,老气横秋的,这大概就是民国时期“少艾”们的审美观。白三奶奶是双眼皮儿大眼睛,但眼神却暗含凶狠,似乎能看透我的五脏六腑。一接触到她的“目光”,我就情不自禁地想坦白一些事情,譬如曾在舅爷爷的雨靴里偷着放过一枚按钉……
奶奶的!您活着的时候,一定是尊“会喘气儿的门神”。
小的时候我还有个坏毛病,叫“人来疯”。只要大姑、二姑、表哥、表姐们一来我就上蹿下跳,吆三喝四的撒了欢儿。我妈拧我爸吼都镇压不住,于是大姑白继珍说:“把他给锁进厢房里,让爷爷奶奶管他去!”我立刻就变老实了。
对那间永远是窗帘紧掩、昏昏暗暗的西厢房,我很想找一个阳光充足的日子,把那门和窗帘都给丫打开,让爷爷奶奶赶紧地“走人”,该去哪儿去哪,就是别再“缠”着我!可一直以来,我哪里有如此的胆量和担当?
靠近院子的南墙还有一棵核桃树,是在我四五岁时种下的,前些时候这里闹拆迁,我才有工夫光顾一下当年我的这处“白三爷故居”。但见那核桃树遮阳蔽日,竟给小院子支起了一架绿色的“天棚”。据说每到秋季,树上便果实累累,可论百斤计。只是自“文革”时期起,我们家作为“房产主”被轰出这坐老宅以后,我是一个核桃皮儿也未曾再尝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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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饼”其人
生活在这个独门独院里,更加深了父亲那孤僻、多疑的性格,为了保持“革命干部家庭的优越性”,杜绝胡同里其他小门小户市井阶层的“干扰”,他便明令我们在家“闭关锁国”,与邻居家的孩子即便是“鸡犬之声相闻”,但却是打死不能往来!
他制定了这么条“国策”,恐怕跟我们家那该死的、见不得光的西厢房里的“秘密”有关。
隔壁院子里住着一户陈姓人家儿,陈家有位年轻的先生,是个老大学生,人品极好,学问一流。只可惜他身染肺疾,生得一副细高挑儿的瘦弱身材,跟我们家那病爹好有一拼,只是眼镜的度数比父亲的还要深,远看他的两只眼睛,像是遮着一对儿放大了的麻将牌里的二饼,因此在这条胡同里得外号就叫“二饼”。
陈家在这里也是个收藏颇丰的大户,据说还是印尼华侨,陈先生是这家最小的儿子,因受肺疾的困扰常年独身一人,未曾婚娶。
这二饼是个聪明绝顶的人,一天到晚总爱鼓捣收音机,那时候叫“电子管儿的话匣子”,同时,还特别喜欢帮助大一点的孩子做“矿石收音机”。为这事,把我哥给馋的,哈喇子二尺多长,没事儿就抻着耳朵往隔壁院子里扫听。
这事儿让我爸知道了以后,对我们就吹胡子瞪眼地说:不准跟那家人往来,谁知道他二饼是在鼓捣话匣子呢;还是在偷听敌台或者给台湾“发报”呢?
二饼的侄子,也就是陈家的长孙,我现在还记得他的名字叫建平,是我的小学同学,我们哥俩脾气特对劲儿,好得穿一条裤子都嫌肥。于是,我就第一个开始偷着往陈家跑,没事听二饼老叔讲故事。
二饼鼓捣的话匣子里,时常播放出动人的歌曲,我记忆挺深刻的一曲是:“毛主席的书我最爱读,千遍那个万遍呦下工夫。深刻的道理我细心领会,只觉得心眼儿里头热乎乎。哎——好像那,旱地里下了一场及时雨呀,小苗儿挂满了露水珠哇……”
这歌曲常常是在每日的上午播出,那时候的小胡同,四处是非常静谧的,谁家话匣子里的音乐声稍微大一点,就能让六门八户的人一起享受。
二饼就教我和建平以及建平的弟弟建安唱这支歌曲,学会了以后,我又第一个打破我爸那“闭关锁国”的禁令,把建平他们带进了我们的家门。
我偷着把建平带到家里的头一天,就告诉他我们家的西厢房里有“白毛儿鬼”,你敢进去吗?建平说:“怎么不敢!”就捏着拳头往里闯。可刚一探头,见里边黑糊糊的,就又退了回来。
于是,哥俩一商量,找来了“崩弓子”,喊着“一……二……三!”冲了进去。进了屋我们就对着爷爷奶奶的相片一通“射击”,愣把相片的玻璃框给崩碎了。
晚上我爸回来后问我:“为什么要‘崩’爷爷奶奶?”
“怕他们半夜出来掐死我!”我说。
我爸就揪着我的耳朵骂:“我先掐死你吧,小兔崽子。你这叫欺祖!”
我妈跑过来拦住他说:“这能怪孩子吗?谁让你们总是用老家儿的相片吓唬人来着?”于是,公母俩就先打起来了,但谁也不知道这事是我和建平一起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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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革命歌曲
真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自打建平哥俩走进这个独门独院以后,给我们带来了无限的欢乐,他们和我姐、我哥加上我一起玩儿藏闷儿、玩儿逮人儿,今天你和我好,明天我跟他玩儿,香仨臭俩的事情经常发生,但总的来说关系是越玩儿越铁。
一般情况下,在我爸下班之前这哥俩就必须得“颠儿鸭子”。算来也是“百日串门无事故”,于是大家就放松了警惕,就大撒巴掌了。
有一回我们哥俩和建平哥俩在我家的小院子里,唱起了建平他“二饼叔”教给我们的那首歌曲,唱着唱着就走板儿了,把“及时雨”拉长了声儿唱成“鸡——屎——雨”;把“心眼儿里头热乎乎”给改作“屁眼儿里头热乎乎”。
谁想到我爸这天下班早,那破自行车的轱辘一撞街门,我们方才发现情况不妙。就在开门的一瞬间,在我爸的呵斥声中,建平哥俩跟耗子似的“刺溜”就钻跑了。这下子我家可热闹啦,我爸说:你们这是在篡改革命歌曲呀!胆子忒大,不打不足以接受教训。
我爸就在家里开展了“镇压小反革命运动”。这事儿发生在“文革”前夕,我还太小,不属于被“镇压”的对象,倒是我哥被打得满屋子瞎跑,吱哇乱叫。
傍晚时分听见有人敲门,打开街门一瞧,哟嗬!是二饼。我心想这下可坏啦,是不是人家找我爸打架来啦?只见二饼那瘦高的身影晃来晃去,跟个弯钩儿大虾米似的,我爸则挺起了一个革命者的胸脯,挡住了来人的路。
借着昏暗的灯光看上去,嘿!您瞧这俩人咋那么像:都是“四眼儿大花猫”、都是瘦了吧唧、都是面带菜色,就像扑克牌里的两张J在互相对峙。
这时二饼从兜里掏出了个精巧的“内画烟壶”,他跟我爸说:“对不起白先生,这是我们家那个小不点儿建安在贵府厢房里捡到的,我以为此物不该是‘捡’的。孩子不懂事,顺手拿去玩了,您别见怪。我现在给您送回来,好在没伤着它的彩头……”然后他把嘴凑到我爸的耳边说:“大哥,这物件的确是叶仲三的作品,实在难得!”我爸吃惊地看着二饼又看看我,我的心就快从嗓子眼儿里蹦出来了。
原以为这“两个阶级阵营”的人得打起来呢,结果工夫不大,双方干戈化玉帛,而且这“阶级敌人”还被请进了厢房密室,什么“青花加紫”,什么“珐琅彩”啦,净说些别人听不明白的术语。从此二饼成了我们家几乎每天晚上都登堂入室的“上客”,夜半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