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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部分（第2页）

①承索尔兹伯里先生惠赠几年来宋庆龄给他的信件的复印件，志谢。

索尔兹伯里在同宋的谈话中，喜欢引导她怀念青年时期在美国的生活并在报道中描述她的表情。他曾多次敦促她重访美国但未获成功。

在结识新朋友的同时，她也没有忘记老朋友。亚历山德拉（“阿利”）、曼·斯利普是她少女时代在北卡罗来纳州蒙特里特的一次女青年会露营活动中认识的，以后她们多年保持通讯关系。这些用“亲爱的阿利”这一热情的称呼开始的信件，最近被发现了——最早的一封是在1913年，有几封是在她结婚以后，还有几封要更晚一些。①

①《旧藏中国来信，1913－1976》，马尔科姆·罗舒尔特编，载于《威斯康辛历史季刊》（英文），第73卷第2号（1989—1990年冬季等），第111—133页。

在1976年9月9日的信中——她们的通讯自1949年后显然中断了一个很长时期——宋庆龄表示出她对这位少女时代的朋友仍然充满着纯朴的、始终如一的感情：

“你在护理院①里干什么呢？你身体好吗？阿利亲爱的，我常常想起你，想起我们一起在北卡罗来纳州蒙特里特渡过的那个愉快的夏天。我很愿意再去看看美国，可是我的腿不行了，害风湿性关节炎，不能旅行了。再说，尽管年岁大了，可是我要做的事情很多，特别是在这次可怕的地震②之后。当其他人都在拼命工作，重整和重建我们的可爱的祖国的时候，我不愿意离弃我的家乡。但我倒很愿意在这儿能见到你。”

①美国的护理院（Nursing　Home）专供年老体衰者及康复者付费居住，设有专业人员照顾生活。——译者

②指当年唐山大地震。——译者

在这些给“亲爱的阿利”的信中，她所表达的完全是浓厚的个人情感，但同时她又旁敲侧击地联系到中国的局势。正是这样一种精神，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启发了阿利，在她的社会层中开展工作，通过宋庆龄在香港主持的保卫中国同盟援助中国的伤员。（参见第十五章）中国的朋友成了她的朋友，她的朋友成了中国的朋友。

除美国友人外，她也记得其他国籍的友人。王安娜在同她原来的中国丈夫离婚后，在德国重新结了婚。在“文革”中，她突然听不到她留在中国的儿子的消息，非常忧虑。安娜托人来向宋庆龄打听。宋庆龄回复说：

“……我无法知道他的地址。我劝你别去打听了，因为他同他的父亲看来都‘消失’了。”①

①宋庆龄致“亲爱的邻居”，1972年9月18日。下面的另一信是1977年6月1日。

宋庆龄说，她想不出有什么道理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确实觉得奇怪，因为我一直把他们看作最可靠的同志。让我们希望他们很快就会重新出现。”

在这场政治风暴过后，他们的问题也像别人一样弄清楚了，王安娜也担任了德中友协主席，政治上和私人方面的障碍都不存在了，可以重访中国。为此，宋庆龄非常高兴地表示：“没有理由会排斥她的，她为自己曾入籍过的这个国家（指中国）做过那么多的工作！我们不是一个无情无义的民族。”后来，王安娜真的来了，受到了荣誉的接待——并且不止一次。

（七）巨人的逝世

1976年是中国发生了许多大事的一年。中国失去了三位革命领导人和人民共和国缔造者——1月份是周恩来总理、7月份是朱德总司令、9月份是毛泽东主席。

宋庆龄对他们三位去世深感悲痛。作为一位革命家，她深知三位的去世将是何等巨大的损失。在公众场合，她参加了他们的治丧委员会并专程从上海赶回北京向他们致最后的敬意。在私人通信中，她称他们是“我所爱的朋友”、“三位极好的朋友”、“（他们）对我来说就像是我的兄弟”。①

①第一句见宋庆龄致爱泼斯坦，1977年2月19日；第二、三句见宋庆龄致理查德·杨，1977年3月12日。

周恩来去世不久，她在1976年2月24日给本书作者的信中说：

“我必须回上海住些日子，因为那里有急事要我处理，且不说我迫切需要从我们最近遭受的震惊和痛苦中解脱出来……”

在第二年发表的《怀念周恩来总理卜文①中，她概括地称颂他“是一位爱国主义者，一位国际主义者；他更是一位彻底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她回溯到周恩来在广州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主任的时候：

①怀念周恩来总理》，载《中国建设》（英文版）1977年第4期。中文稿承宋庆龄基金会研究室提供。

“20年代中期，我在广州第一次见到了周恩来。他当时很年轻，但已经俨然是一位革命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多才多艺、久经锻炼的领导人了。”

她接着叙述了周恩来在南昌起义、长征和西安事变中所起的作用，然后是她同周恩来在40年代在重庆的会见：

“在那些岁月，通过谈判的方式揭露中国的反动派，是一桩艰巨复杂的任务，我亲眼看到周恩来受党和人民的重托，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任务。40年代初期，周恩来在重庆曾为了我的工作的问题来看我。那时他经常处在危险之中，但他表现得英勇顽强，充满信心。”

在新的历史阶段：

“抗日战争将近结束时，根据他的建议，在新的情况下，我把‘保卫中国同盟’转为‘中国福利基金会’（现名‘中国福利会’）。1945到1949年，这个机构在国民党统治下的上海为劳动人民办了一些福利事业，同时尽一切力量把医药和其他援助物资输送到解放区，为争取全国人民的彻底解放而斗争。”

在更广阔、更全面的工作中：

“党、军队和统一战线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三大法宝，周恩来在这三个方面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在导致1949年胜利的最后斗争中：

“无论是在1945年至1946年和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的复杂斗争时期，在1947年至1949年决定性的全面武装斗争时期，还是在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成立之际，周恩来始终站在毛主席一边。”

文章最后充满深情地总结他的一生：“从20年代学生时代起，迄至1976年1月8日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为止，周恩来毕生鞠躬尽瘁为人民。他的遗愿是把自己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在人民耕耘的大地上，在人民呼吸的空气中，他将永远和人民在一起。”

接着是朱德的逝世。在这三位领导人中，他的年龄最大，辛亥革命时已是一位起义军的青年军官了，1924—1927年大革命中是国民革命军的将军，南昌起义后成为中国工农红军一方面军的总司令。抗日战争期间，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的总司令，后来在解放战争时期又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总司令。建国以后，他曾任国家副主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长、他是一位精通韬略而又坚毅果敢的战士，在无数战斗、战役和大会战中取得胜利。同时他又是一位受人喜爱的保留着乡土气息的“四川老乡”，淳厚简朴，平易近人，同他相处如坐春风。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愿随波逐流，因而被污蔑为“封建军阀”，在晚年备受痛苦。宋庆龄对他始终非常敬重。在1978年9月，她两次题词，表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