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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8部分（第1页）

友耿丽淑从纽约请回上海，担任中国福利会顾问，一直工作了四十多年。

在1949年以后，词以前一样，她急切地盼望马克斯和格雷斯·格兰尼奇夫妇（抗战前在上海办《中国呼声》时的老同事）能够回到中国来。她在1951年5月12日写给他们的信显示出她在新中国政府中的高位并没有使她对老友们的友情冷淡下来，尽管由于朝鲜战争他们之间的通信曾一度中断。她在信中写道：“我看只要存在紧张局势，情况就会总是这样捉摸不定。老哈利①是我们遇到困难的根源。不管怎样，有一点你们必须记住：在你们的朋友这边，没有音信并不是因为缺乏忠诚和友爱。她太了解你们了。是的，苏西②是这样的，你们对她永远不应该怀疑。”③她像通常那样在信里谈到了一些旧友们的近况，还谈到她新创办的刊物《中国建设》，她希望格兰尼奇夫妇能参加这个工作，但始终未能实现。

①老哈利指美国总统哈利·杜鲁门。——译者

②苏西是宋庆龄青年时用过、后来对老朋友们仍用的名字。——译者

③宋庆龄自上海致纽约格雷斯·格兰尼奇，1955年4月25日。

在这封及以后的信里，她还谈到了一些有关她自己生活的琐事。有一次，她说，由于眼病，医生禁止她在一个月内看书写字。“但你知道，当人们看到有那么多的工作堆在桌子上需要清理时，这是多么难以做到！”

当她在上海去一位眼科医生那里看完病之后，她满怀深情地给格雷斯写信：“……这位眼科专家正巧就住在你和曼尼（对马克斯·格兰尼奇的昵称）在多年前曾住过的那一幢大楼里。我的心里顿时想起了你和许多往事，我没有先到那位眼科医生那里，而是多上了一层楼，到你们当年住的地方……很自然，现在在我外出时陪伴我的孩子们（指她作为国家副主席的警卫员）对我这种‘心不在焉’的样子，觉得十分奇怪。我不得不向他们解释，我的好朋友在这儿住过，当年我常常来这里渡过一些珍贵的时光，在这里我能自由地说话并且感到‘不孤独’。”

她以无比自傲告诉格兰尼奇夫妇，中国福利会为上海劳动妇女和儿童的服务工作已有很大发展：

“你们如果能来访问我们的中国福利会所属的一些单位，一定会感到很愉快。我们的托儿所、幼儿园、少年宫、儿童艺术剧院和妇幼保健院——工厂女工在怀孕期在这里得到最好的指导和照顾。我们的工作在进步。外国访问者在参观后都得到很深的印象，几位英国客人说，在英格兰也没有这样好的托儿所。脸颊红扑扑的孩子们见到这些外国陌生人时现在一点也不害羞了，跑过去拥抱他们——过去他们会一面喊着‘外国人！’一面逃开去——而且这些孩子现在又是多么爱劳动和有独立性。是呀，我们必须在他们年纪小的时候就训练他们。”

在1955—1956年出访印度、缅甸、巴基斯坦和印度尼西亚之前，她给格雷斯写信道：①

①同上，1955年4月25日。

“我得准备一大堆服装……我非常讨厌，因为我对穿着已经毫无兴趣。过去五年里我一直穿制服，身体已经全方位地膨胀起来……想到要穿‘紧身衣’真让我吓坏了！我真希望我能就这样穿着制服去！”

很显然，她喜欢解放初期在衣着方面那种朴素的风气。但她一直未能见到格兰尼奇夫妇，直至1970年（其中情况将在下一章叙述）。

对于那些从中国回去后受到麦卡锡主义①迫害的美国友人，她尽力给以帮助。有吉幸治是一位美籍日本进步青年，40年代在美国史迪威将军麾下服役时认识了宋庆龄。第二次大战结束后不久，他曾短期派驻延安，发回的报告被赫尔利大使认为过分说延安的好话，因此被遣国美国。他在夏威夷成为工会积极分子并出版友翼报纸《火奴鲁鲁纪事报》。1951年，按照反共的“史密斯法案”，他被捕受审。宋庆龄把一件传家宝——她母亲的一套锦缎绣花结婚礼服送给有吉幸治的亲属，以便变卖后得款进行诉讼（有吉的亲属没有变卖而是留作宝贵的纪念，并在1981年10月送还中国）。②

①约瑟夫·雷蒙德·麦卡锡（1908…1957），美国参议员，共和党人，50年代初因骇人听闻地而又未经证实地指控共产党在高级政府机构中进行颠覆活动而横行一时，1954年12月参议院通过决议，正式谴责他的不适当行为，从而结束了麦卡锡主义时代。——译者

②请参看本书第三章。这套礼服是由美国人玛格丽特·斯坦利女士带回中国的。这位美国护士在二次大战期间曾参加“公谊救护队”来华，在延安的国际和平医院和“洛杉矶保育院”工作，这两处都是宋庆龄的保卫中国同盟（中国福利会前身）资助办理的。

她积极支援为约翰·鲍威尔和他的妻子西尔维亚以及他们的同事舒子章辩护的活动。鲍威尔从他父亲手里接办了已出版多年的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英文）；西尔维亚（娘家姓坎贝尔）曾在中国福利基金会工作。舒子章曾经当过兵，学过中文，40年代后期作为记者回到中国工作。按美国官方侦查用语来说，这三个人都不属于“共产党员或曾一度为共产党员”之列。但他们从亲身经历中对国民党感到厌恶，因此对中国的革命表示欢迎。他们的《密勒氏评论报》一直办到1953年他们返回美国之前。

回到美国，他们被控煽动罪，因为《密勒氏评论报》公开反对在朝鲜战争中美国的政策，发表在朝美国战俘的消息（战俘们的家属赞赏他们这么做，但华盛顿不喜欢），并且认为美国确实在这场冲突中试用了细菌战，而对这一切他们三人要负责任。人们应该会想到，他们返回美国（鲍威尔夫妇还把年幼的孩子们也都带回去了）就是以证明他们的良心是清白的。但在当时美国的政治空气中，这根本没人理会。而对他们提出控诉是在他们拒绝了中央情报局的暗示——如果他们“合作”，把美国进步人士名单提供出来，就可以消灾免祸——之后。很可能，中央情报局还对他们假惺惺表示同情呢。

宋庆龄获悉他们的处境后曾说，她警告过鲍威尔夫妇，如果他们这时候回去，会发生什么事情。她称赞西尔维亚是“一个聪明的姑娘，还是一个勇敢的姑娘”，希望他们夫妇“能很快摆脱这群跟在他们脚边狂吠的恶狗”。她还说，她下次遇到周恩来时将请他支持任何帮助这些中国的朋友的可行措施。①

①这一段内的引文都根据宋庆龄1953年在上海给邱茉莉的两张便条（日期不详）。

当起诉这几位美国年轻人的检察官把她的名字也拉扯进案件时，她在纽约出版的《民族》周刊上撰文严正斥责。①她在文中写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