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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部分（第2页）

在信的前边一段中谈到了外蒙古（后来曾写入《孙文—越飞宣言》第四点，见前）。孙表示希望苏联军队继续驻扎在那里，因为“立即撤走你们的军队，只会对某些列强的帝国主义利益有利”。这里他可能是指日本，但在《宣言》（这是公开发表的文件）中只提旧俄白军，以免刺激东京。

关于苏日关系，孙坦率地说出了他的顾虑，希望得到消除。在回答越飞的问题后，他写道：

“现在，我想问您一个问题。您对我说，贵国政府已经授命您同日本举行谈判。我想知道，为了同日本取得谅解或达成协议，贵国政府是否将不借牺牲中国的利益。让我具体地来说，据说日本想要在北满取代俄国，正如它在日俄战争以后在南满取代你们一样。贵国政府是否会赞成这一点，比方说，将中东铁路上的俄国利益转让给日本。我几乎不需要告诉您，我向来把苏维埃俄国看成是阻挡日本侵犯北满的国家。”

他在信的结尾同开头一样表达了一种积极的态度。“我欢迎您为了准备建立我们之间更密切的联系所提出的建议。”

孙的另外一封信是同年12月20日写的。在此之前，他们已交换了不少信件，但孙在这封信里仍然严厉地批评苏联“同北京的垂死机构谈判”。他写道：

“如果您的政府的政策是长期承认北京的官僚政府作为中国的正式政府机构，那么，你们想同北京政府谈判，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这样一来，你们就是同资本主义列强一起，为它树立取得国际承认的威信……实际上是默认资本家的论点，即承认必采取所谓进化或渐变这种和缓的方法，而不是采用革命或激变这种也许可称为苏维埃的方法。”

在这封信里，孙说他“本人作为中国革命的体现者”自然要遭到资本主义列强的“反对、攻击和镇压”。他是“作为我国受压迫同胞的代表”来同苏维埃政府合作的。他指出，北京政府或任何一个派系的军阀的花招都“完全像下棋，只是‘缓慢地’改造中国这一局棋中的一步”——所谓“缓慢地改造”其实就是根本不改造。

关于张作霖，孙在这封信里谈得没有上封信那么多，因为张在同吴佩孚的较量中，开始同北京政府调情。虽然这样做并不成功，但使孙怀疑张作为盟友的用处——最多他只能保持中立，在《孙文一越飞宣言》中孙建议苏联同张商谈铁路问题的原由也正在于此。

孙中山的结论是：“除了采取革命措施去扫除现存的整个腐朽制度以外，决不会发生真正的变化。”

孙中山说，他自己有一个计划。“我开始认识到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弱点，因为它处于英国影响及海上力量的支配之下……在过去几个月间，我已在着手创造一种能使我请您的政府用一种实际方式进行合作的局势。”他这个计划的基础是在国家的另一端即西部和西北部采取行动。他说：

“我现在可以调动大约十万人从四川经过甘肃到内蒙古去，并且最后控制位于北京西北的历史上的进攻路线。但是，我们需要武器、军火、技术和专家帮助，等等。”

“你们的政府能通过乌兰巴托支援我吗？如果能够，支援到什么程度和在哪些方面？

“如果你们政府对我的计划有兴趣——它是一个大胆的新计划，首先是一个革命的计划——那末请派一些能胜任的人来，为了早日采取行动……拖延，只会使资本主义列强帮助反动势力进一步巩固它们自己在中国的地位。”

尽管孙中山在中国西部和西北部有他的追随者——如他的老信徒于右任在陕西多年来领导群众性的反军阀运动——他所说的调动十万人，看来是他希望能够征集的人数而不仅是已经组成的队伍。总的说来，他的事业仍然缺乏最重要的力量——一支革命的军队，这是依靠任何一支已有的军队或与之结盟都难以替代的。孙中山现在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意识到这一缺憾，正因此，所以至少从1921年以来就对苏联革命的红军模式深感兴趣。

正如历史所证明的那样，孙中山关于只有革命的军事行动才能改变中国的论点是正确的。

他对于为什么必须这样做的看法同样是正确的。事实是，直接阻碍中国革命的是由主要的西方帝国主义在华势力所支持的中国军阀的军队，当时的代表者是吴佩孚。在地理上，吴控制着中国中部。在政治上，吴是中国反动势力的主心骨。他代表的不是资产阶级的一翼（当时在共产国际中流行的看法是对他这样估计的），而是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势力的同盟。孙中山在这封信里就指出，如果他的进攻北京的计划付诸实施，“我的真正敌人肯定会是吴佩孚……英国甚至现在就躲在吴佩孚和陈炯明的‘联盟’幕后，在福建‘消灭’我的军队。吴佩孚正在这样干，尽管他保证善意对我。”（这里，孙是在警告苏联人不要为军阀吴佩孚有时披上的那件儒雅谦恭的外衣所迷惑。）在孙写这封信之后不到两个月，吴佩孚就在郑州、武汉、北京等地对罢工抗争的铁路工人进行血腥镇压，充分证明了孙中山的看法。

孙坚决反对同吴联盟的计谋以及他所听到的拟议中的苏联对东北的张作霖采取军事行动以资促进的说法。他不仅写信给越飞，还直接写信给列宁。在这些信件中，他的态度是友好的，但毫无巧言令色的意思，尽管在某些方面他对于同张结盟显得过于乐观。（此事后来并未实现，因为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孙预见到这个奉系军阀陷入许多矛盾之中，使他不如吴佩孚那样危险，但思想反动不下于吴。）

孙论辩说，一旦集结起力量以击败吴佩孚，张作霖不会成为绊脚石。张作为一个中国人，不会使日本人予取予求。张的最后命运——日本人1928年谋杀了他以摧毁他在东北地方的势力——证实了这个论点。

总而言之，不是越飞单方面对孙中山施加苏联的影响，孙中山也在对苏联申述观点、施加影响。后来在苏联援助下进行的1925—1927年北伐战争体现了孙中山的许多设想——尽管到那时他本人已经过世了。

从孙中山与越飞的通信中同样可以看到，在一个革命已取得胜利的国家的外交政策与一个革命尚在进行的国家的利益之间，存在着矛盾的因素——即使两方的最终利益是一致的。

宋庆龄从这样一些事态发展中继续向孙中山学习。

她也从孙中山遇到重大挫折时的无畏精神中再次学习到宝贵的东西。陈炯明的叛乱夺去了他在广州的基地，还几乎夺去了他的生命。但他涉险犯难，从广州脱身回上海不过几个星期，就又以新的精力，探索革命胜利的道路。这样的品质她吸收并继承了。

其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