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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1页)

到了1962年,由于人为和自然的双重灾害,已经十分明显,无法再硬撑下去。国民经济开始实施“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政策。*为了贯彻这“八字方针”,调整教育事业,一方面裁并五八年以后新办的大专院校和中专学校,一方面精简教职人员,开始更大规模地“下放”人员。各地已有成千上万的人失了业,“光荣支援农业第一线”去了。当时划了一条所谓“五八线”,即各个单位凡是1958年以后从社会上吸收进来的工作人员,不论正式工或临时工,一律“下放”。

我所在学校,一位学校教导,还是共产党员、复员军人,被“下放”了。另一位县级干部的妻子,已是正式教师,也“下放”了。两位跟我一样的“试用教师”,早就不声不响地走了。

我想,这次再也不能幸免。果然,校长最后一位通知我:“你被批准‘下放’了。”一下子我象进入阴森的时空隧道,身不由已地在空中飞快地旋转着。往日失业,苦闷,空虚,无聊,颓唐的情景,一幕幕在我眼前重现,我无力地跌落下去,像是堕入无底深渊,怎么也到不了底&;#8226;&;#8226;&;#8226;&;#8226;&;#8226;&;#8226;

为了活命,为了不重蹈复辙,我不再文质彬彬去乞讨别人的善心了。我发疯似地跟校长吵了起来,提出一个个疑问:我没有申请,哪来的批准?我要是初中毕业就出来工作,就落不到“五八线”,难道多读三年书反而有害?读师范的出来工作属“国家分配”,读“普高”的属“社会吸收”,就要被“下放”,可当年“中考”录取,还是成绩好的上“普高”,这也有错吗?

校长苦笑着说,他本人无能为力,这是上级的规定,他自己的爱人也被“下放”了。

我坚持不肯盖章领取“下放金”,把三个问题又掷给上一级领导,才愤愤地回家。(待续)

九、人生岔道——徘徊选择(2)

我又象一个流浪儿感到无依无靠,茫茫天地,不知何处是归宿。周围的几个人都被“下放”了,我孤立无援,感到绝望极了。又是整天无所事事地在家静呆闲坐,毫无目标地瞎逛。

转眼到了八月底,一天校长突然到家里来,通知我赶快去学校,准备开学上课,就是说我被留住了。绝路逢生,我若痴苦狂,生活又变得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原来并非我的强硬态度使上级改变了主意,而是内部另有一条“留强弃弱”的政策。我当小学教师虽说是初出茅庐,前后也就两年时间,但在教学上已有一定的独创。县教师进修学校曾派人多次听我讲课,反映良好。学区领导听取他们的建议,把我留住了。我是当时全学区被留下的三位特殊教师中的一个。

就这样我保住了一个不大情愿干的工作,仅仅为了每月二十八元薪金和较为安定的生活,在当年的“困难时期”只能买到二十八个“高价饼”和被人瞧不起。我仍然感到欣慰,在生存搏斗中我再一次取得胜利,也是第一次发现一个人的才能,毕竟比所谓“政治红”更有用,更会受到别人的欢迎。

几乎是同时,我又接到团县委关于恢复我的团籍的通知。真可谓福星高照,双喜临门。四年来我为“开除团籍”的事,一再向上级申诉,都毫无结果。直到1962年春,政府开始对“右派”分子进行“甑别”,我又一次投书申诉,上级才着手讨论我的问题。团县委负责人在“甑别”后,对我本人表示道歉,肯定我当初“鸣放”的内容并非全是错的,“只因为说得太早” ,承认当年对我的处分违反了团章的规定。

我如获新生,以为是平生不可言喻的一件喜事,对前程又充满了无限希望,以为光明将垂手可得。

然而不久我便感到若有所失,心灵上蒙受四年摧残,这种苦痛不是一下就能消除,沉重的思想包袱,已把我正在发育健壮的脊梁骨,压成老年人的驼背,尤其是我的理想和前途也跟着被开除,被剥夺了上大学的权利,由此失去的一切和付出的代价已是无法追回,无能偿还了。除了感叹痛惜,一无所有。

当然,能“甑别”比不“甑别”好。在当时,一个人如果没有在政治上洗涮污点,扫清道路,任何事情都难于办到,连在社会上立足做人都有困难。此时我的理想也跟着复活了。

我的眼睛又盯上大学之门。我还是不想做一个服输的人,只要政治上能过关,学科考试成绩完全可以凭借个人的努力去达到。只要不超过三十岁限定的考生年龄,我绝不放弃考大学,进大学仍是我当时唯一的理想。

1962年10月,我开始重整旗鼓,准备参加第二年的“高考”。白天我到学校去教书,备课,批改学生作业,当一名教师。晚上我在家里复习功课,做习题,当一名学生。那一年的功课大多是生疏的,我的旧课本已不适用,只好向应届高中生借,把新内容抄下来,一门“解析几何”以前从没有学过,就靠自学掌握它,俄语课本是新版本,许多单词必须从头识记,政治课本更是年年都在变。

我把一切时间全都用上,没有娱乐,没有休息。我的身体消瘦许多,但是功夫不负有心人。第二年,我终于把各门功课,都复习到孰记在心的程度,满有把握地站到起跑线上,又一次等待参加“高考”竞赛。(待续)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九、人生岔道——徘徊选择(3)

1963年春,由于我的出色教学,在学区里已小有名气,上级把我调到一间规模较大的东街小学里任教。但五月份“高考”报名一开始,我还是按计划到县文教科提出参加“高考”的申请。

不料,人事股长节外生枝,对我说:“你是在职人员,想考大学必须先申请退职。以后大学录取与否均与我们无关。你还是好好考虑一下吧!”这句话的含义十分明白,一旦“落取”等于又是失业。好容易才保住工作,怎能轻易放弃?

我一下呆住了,张口结舌,不知该怎么办,仿佛不知不觉间,来到了命运的悬崖边,前头既有光辉灿烂的理想在不停地召唤,也有充满失业困苦的深渊又要吞噬我。这一步跨出去,可能过去,也可能失落。“考”与“不考”在激烈地争斗。

可如果我不报考,将一辈子当个默默无闻的教师,我的专长将付之东流,理想永远得不到实现。而如果我去报考,就要冒极大的风险,只要一离开就甭想再找到工作,那时光本街区就有二百多位待业青年,我绝不能再回到过去的日子,那种生活我一想起就害怕。

我痛苦极了,在人事股长面前楞了好久好久。一年来我克服了重重学习难关,却没有想到还有人为和生活的难关。我颓然地低下头,犹豫再三,不敢跨越悬崖朝前迈,悻悻地回头选择了平坦的路,为的是能生存下去。就这样,人事股长一句话竟然左右了我的决定和命运。

事后我痛哭一场,恨自己太软弱,恨自己没有奋力抗争就白白牺牲掉自己的理想和一年来的心血。我后悔极了,我把活下去看得比追求理想还重要。

我只能继续留在小学里教书。后来想,不妨在教学工作上拼一拼,争取成为一名优秀教师,发表几篇文章,得到上级的认可,兴许会有机会被送去读大学的。我始终没有把考大学的念头给抛弃了。我开始阅读大量教育教学书刊,搜集相关资料,我的桌上堆放着各种“教育学”、“心理学”。我写下不少读书笔记和心得体会,也给《福建教育》投过几次稿。

但在实际工作中,我仍深深感到自身的先天不足,我的个性、才智一点不适于干教育工作。我办事一向以速度快,效率高,准确无误见称。我不喜欢停在一个地方,反复做同一件事,说同样的话,我更愿意不断更新向前,而教育学生却需要的是要有耐心和善于鼓励,有时还必须让步和妥协。我总是太急躁,太认真了,欲速而不达,又不善掩饰自己,常常无辜伤了学生的自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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