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吗?难道它不正是所要实现的那种自由主义的不可分
割的一部分吗?难道它不已经是这种自由主义的一种表现吗?
在 20 年代的中国,实现自由主义的机会如何呢?根据历史上反复出现的
实例,包含自治与议会程序的复杂形式的自由主义政权,除非是在一个起码
能容忍各种不同利益互相对立而又不致因分歧而演变为暴力行为,不致引起
永久分裂的社会里,是不能运转的,但是那些想要输出这一模式的人和急于
从这种模式吸取灵感的人,如美国驻华公使雅各布?古尔德?舒尔曼和哲学
家胡适,却不承认这一点。说自由主义无力医治在内战中挣扎、主权正受到
威胁的中国的疾病还不够,应该说这些疾病的严重性使自由主义根本无法在
中国生根。
但是,1920—1923 年期间的自由主义努力却不只是思想史的一种表现。
它与一个勉强够格的城市社会的兴起同时,其基础是大企业和现代工业,而
且集中在条约口岸。这一社会虽然和巨大的内地农业地区相比,享有较多的
自治,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却都不能离开内地而生存。但是它又无力确保内地
结合成为一个整体,更不能控制它。事实上,要将有数不清的小市镇、村庄
和农民的中国统一起来并使之发展,依靠自由主义,即使是中国化了的自由
主义,也是不可能的;需要自由主义之外的意识形态、官僚机构和军事力量
起作用。中国资产阶级在它的黄金时代虽然在经济上逐渐繁荣,仍然无力克
③希腊神话人物,塞普路斯国王,他迷恋上自己雕刻的美女像——译者。
④《京津时报》,1923 年 4 月 19 日。
⑤《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10 月 8 日,社论。
①《“请维持全国商会联合会通过议案力争实行案”:湖北宜都商会提议》,《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
年 4 月)。
②《请分呈各巡阅使各督军息争保民力谋统一案》,《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 年 6 月)。
③(邓)峙冰:《时局杂感》,《上海总商会月报》,3。2(1923 年 2 月)。
服这一矛盾。
从经济危机到政治上的退位,1923—1927 年
1923 年以后,经济奇迹的结束和革命运动的勃兴使资产阶级越来越孤
立。和外国人的合作在瓜分利润时本来就已经很困难,到经济危机袭来时更
变成了殊死竞争。但是资产阶级退到反对帝国主义的立场却不足以使它和激
进的知识界或无产阶级结成同盟,他们的革命民族主义所固有的社会要求对
于雇主阶级来说,和外国的竞争一样危险。资产阶级一方面不肯在其外国伙
伴甚至已不再装出合作样子的合作中妥协,另一方面又不会走上直接威胁其
切身利益的革命道路。它宁愿鼓励传统类型的国家权力的复辟,也就是官僚
主义和军事独裁的复辟,希望这样能够既保证民族解放,又保证社会秩序。
经济危机和帝国主义恢复侵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