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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5页）

物道德生活基础的本能的动人感情所固有的。在升平时代，考虑到关系远近、

地位高低这些伦理差别，社会准则（“礼”）仍然允许人际亲疏关系的有限

的或“局部”的表现，在大同时代，社会习俗将摆脱所有这样的“私心”，

将完美地体现无差别的普遍的仁爱精神（仁）。

这样，康的自然和社会进化模式，是以蛮荒到文明的历史演变为出发点，

①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第　1　卷，第　378　页。

并且包含了一种西方范例所启迪的先进的民主和富裕社会的现世的观点。不

过，他基本上认为其全部过程是一部人类精神臻于完善的奥德赛史诗。通过

现代化以支撑他的乌托邦预言，这使传统新儒学的有机宇宙观点由于圣人诚

心的自我实现而得以改造。不过，康的说法提出了这个有机体两极之间，即

圣人一方和“天地”外在宇宙另一方之间的一种新型关系。康把圣人几乎设

想为令人敬畏的宇宙景象面前的旁观者，而不是把圣人放在中心，作为宇宙

变化的根源。仁，尽管仍然作为个人道德意识的源泉而发挥它的作用，但是

是在外部世界——在布满星星的天空，在变化本身的活力中——最有力地显

示出来。从这里引出了他的唯物主义倾向、宇宙决定论的萌芽和一种激进的

道德乐观主义。一般新儒学那种对宇宙缺陷和道德衰退的忧虑倾向已成过

去；代替的是康表现出的信心，人天生的欲望和仁是协调一致的，并且，个

人的享乐、愉悦、富裕——所有这些和教化都可指望是这个未来的乌托邦的

恩赐。圣人并未创造社会乌托邦；历史本身将创造社会乌托邦。康认为，如

果说要通过对人类社会的社会障碍的摧毁来达到精神的尽善尽美，那么这更

可能是解放的赐予，而不是人类斗争的结果。

因此，这种人类征服自私的理想，似乎缺乏需要内部斗争以克服它的任

何强烈意识。的确，康通常把道德成就的障碍解释为自我之外的环境和礼仪

所造成的“诸界。”不过，他也把实际的道德行为解释为需要承受这些事实

上的障碍，也就是，解释为适应人们碰巧生活于其中的时代的行为。如此，

精神的进化便成为一种宿命论的宇宙的发展：“时之至也，变亦随之。”在

反映未来方面，也只有先知的先见之明可以说能部分地推定未来；因此，圣

人道德上真正的作用也在于预示未来。

《大同书》所描述的康的特定的社会理想，虽然在细节上是现代的，甚

至是“西化”的，但在他的信仰体系中仍然缺乏一种真正现世的自主。他提

出的形象的描述（对人类社会的“九界”的描述）重复了神秘体验——儒家

等的——的传统陈述，在其中，自我、外部世界和超自然之间通常的界线至

少是变动的，至多则完全消失。康的社会理想强调消除政治的、种族的、性

别的及国家的“界”，与其说是因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