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这些工厂由于自称的治外法权地位,逃避了大量直接税。从 1913 年起,
英美烟草公司积极地投入了改进山东的中国农民用美国烟种种植烟叶的技术
——这种外国侵入农业生产的现象在中国是少见的,而在完全殖民化的亚洲
国家则是典型的。但是它的由外国代理商网络指导的销售商和商人体系,只
不过是附加在现存的中国运输和地方销售设施之上。在山东——一个早已是
种植烟叶的地区——分配烟种和化肥以及购买烟叶,英美烟草公司主要依靠
中国的中间商。
除了商业结构本身,中国经济总的贫困状况,从根本上限制了外国商人
及其货物的冲击。煤油、纸烟和进口布匹(在最后被竞争的中国织的棉布取
代之前)的大量销售,是几个重要的例外。甚至在 1936 年,中国(包括满洲)
对外贸易的人均值,仍小于任何其他国家的人均值。如同有些分析家所指出
的那样,如果中国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份额以及它的对外贸易的人均值,对
一个它那么大小的“不发达国家”来说,不算“异常”地低,以下的情况也
①拉尔夫?W。海迪和穆里尔?E。海迪:《开拓大事业,1882—1911 年》,第 552 页。
①见谢尔曼?G。科克伦:《在中国的大买卖:烟草业中中美的对抗,1800—1930 年》(耶鲁大学 1975 年
博士论文》中有关在华的英美烟草公司的部分。
是事实:外国对中国的农业和矿业出口产品的需求只产生很弱的“逆向联系”
(即诱发出来在中国生产其他产品的需求),而进口的制成品或加工的商品
主要是用来满足最后的需求,因此只产生很弱的“顺向联系”(即资本或原
料投入中国进行生产)。企求经济利益使外国人来到中国,但是直接影响中
国近代史发展进程的,与其说是他们具体的经济影响,不如说是他们在特权
条件下存在这一事实的政治和心理方面的影响。
银行业
在中国缺乏现代金融机构的情况下,早期的外国商行着手为它们自己提
供其进出口业务必不可少的辅助性服务,如银行业务、外汇和保险等。但是
到了 20 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有 12 家外国银行正在中国营业。①这些银行主
要为外国商行的进出口贸易提供资金。也向中国商人直接提供一定数量的贷
款,但是它们影响中国商业结构的主要形式是向钱庄贷出短期“转手贷款”,
钱庄转手把钱再借给中国商人。这些向钱庄提供的信贷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
而停止,它们一度使外国银行对上海的整个货币市场产生相当大的影响。②
它们实际上控制着中国的外汇市场。中国的银通货和金通货(国际本位)
之间兑换率的波动常常是很大的,外汇的兑换交易和国际性套汇,给外国银
行(特别是汇丰银行)以巨额利润,汇丰银行每天公布的汇率被上海的整个
市场承认为官方的汇率。外国银行利用它们的治外法权地位发行钞票,这项
权利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承认过,但又无力作出反应。1916 年流通的外国钞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