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车,使用起来更加便宜,而且较少受到控制;一小批水手可以运输在陆地
需要一个大商队才能运输的货物。对贸易的事业来说,海洋提供的经济收益
高于陆上贸易。这个原理在中国人大力发展横越陆地的河道和运河运输时,
当然被认识到了。
但同时,海洋的天气比陆地的天气更加危险;在陆地上,公路或驿道的
设施、客栈或商队客店要可靠得多,并能提供更多的支持。最主要的是,陆
路(及陆上的河道)可以由派驻军队和税吏的庞大行政机关控制,而海路在
近期以前,只能根据海洋沿岸地形容许的程度进行控制。总而言之,海洋甚
至能使小规模的企业和进取的行动有收益,而大陆则方便官僚的政府。官僚
政府只能靠发展海军力量,才能在控制陆地之外再去控制海洋,而海军要有
战斗力,就需要在设备和技术方面进行比较大的投资。
这些基本因素,再加上邻近没有敌对的海军强国,促使早期的中国忽视
海洋而让私人团体去利用它。中国沿海和通向东南亚的帆船贸易在私人手中
发展起来。不像亚洲内陆大草原(那里强大的蒙古人招致了中国人的几次讨
伐),中国的海岸很少需要那种国力的延伸。
另一方面,早就有人提出,史前的中国是中国北部的一个被陆地封闭的
社会,接触不到海洋;这个陈旧的假设由于近几十年的考古学革命已引人注
目地被否定了。对依靠耕作、使用陶器和磨制石质工具的新石器诸文化的发
掘表明,它们不但存在于华北平原,而且存在于东南中国沿海,是“平行的
地区性的发展……特别是在台湾”。的确,台北县大坌坑新石器遗址有公元
前 3000 年初期的绳纹陶器,是整个东南沿海的典型遗址。①这表明新石器时
期确凿无疑地能够进行相当规模的海上航行。由于所有实用的目的,面海的
中国与大陆的中国一样古老。②
毫无疑问,广州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很早就出现了那种口岸之间的行
业,布劳德尔将其特点描述为沿着地中海海岸“飘泊”。③但是在地中海,以
及波罗的海和马来亚-印度尼西亚的浅海海域,敌对的城市和国家能够“通过
贸易、海盗行为、抢劫、为了强行取得较好的贸易条件而进行的袭击,以及
①张光直:《古代中国考古学》,第 83 页;又见第 85—91 页,《东南沿海的大坌坑文化》。
②晚至 1980 年,人们可以看到有些无知的提法:“面海的中国从而形成了一个小传统,其历史之长,大约
为大陆……的大传统的一半”(费正清:《剑桥中国史》第 11 卷的前言)。
③费尔南德?布劳德尔:《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Ⅰ,第 104 页。
殖民等活动,从它们的相互关系中获益”,④而在中国,记载最详细的可以相
比的情况,是元末时期长江下游敌对王国之间的水军关系——这很难算得上
是一种真正的类似情况。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