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钱玄同第一次要求鲁迅给《新青年》投稿的时候,鲁迅用一个含义深
刻的暗喻来回答: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
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
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②
在一个充满漫无节制热情的和乐观的时代鲁迅竟有如此阴暗的想象,足
以证明他与众不同的心态。一间铁屋子没有窗户可透进一点光亮——的确是
一幅黑暗封闭的图象——这就是他所认为的中国文化和社会的恰当的象征。
这一明确的信息当然是在号召思想启蒙。但是这一似非而是的比喻还暗示一
场不祥的悲剧:那些“较为清醒的人”当他们被惊起的时候,也会和那些“熟
睡的人们”一样,得到同样的结果,而鲁迅并不曾指出捣毁这铁屋子的任何
途径。随着他的故事情节的开展,“铁屋子”这一主题也在少数清醒者或半
清醒者与熟睡的大多数人之间的一系列悲剧性的对抗中,得到发挥。这些熟
睡者的不觉悟,往往由于他们愚昧的残忍行为而变得更为恶劣。孤独者这一
中心形象和群众的对立,揭示出鲁迅对自己的“民族主义”和无法解决的“个
人主义”与“人道主义”之间的矛盾,有一种左右为难的感情:换句话说,
就是在对社会思想启蒙的责任感和无法克服的个人悲观主义之间深感不安。
鲁迅在他的几篇小说中描写过“群众”:《孔乙己》中咸亨酒店里的顾
客,《狂人日记》和《明天》里的邻居,《祝福》和《风波》里的村民,尤
其生动的是未受到充分重视的《示众》中的看客。在谴责群众中某些老一代
人的时候,他达到了自己讽刺艺术的顶峰,例如《高老夫子》、《肥皂》和
《离婚》。通过对这些个人或集体的速写,鲁迅拼集成一套自己同胞的画像
——一个居住在“懒散、迷信、残忍和虚伪”社会里的民族。①他揭露了一个
阴暗的、“病态”的急需救治的社会。这种“病态”的根本原因,在鲁迅看
来,并不是体质上的或环境方面的,而是精神上的。自 1906 年他决定放弃医
学转而从事文学之时起,就一直不倦地通过文学以探求群众的“精神”内容
和深入揭示中国的“国民性”,这种努力左右着他对群众的看法。鲁迅探求
的结果虽然在他的许多著作里都可以找到,却最完整地表现在他最长的一篇
故事《阿 Q 正传》中。
鲁迅在他这篇最著名的作品中并没有展示出一位强有力的个人英雄,而
是创造了一个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平庸人物——阿 Q,普通人之中的最普通的
人,群众中的一张熟悉的面孔。因此阿 Q 的传记可以了解为中国群众概括的
写照。阿 Q 的许多缺点也为作为一国之民的中国人所共有,可以归纳为两种
压倒一切的反面品质:他的“精神胜利法”,一种自我欺骗的将失败转变为
②鲁迅:《呐喊自序》,《呐喊》,第 10 页;英译文载杨宪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