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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第1页）

友兰在　３０　年代很可能接受一种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决定论的看法。历史和自

然一样也有它自己的主导结构——它自己的发展“形式”，冯友兰很可能按

照基于经济决定论观念的历史进程诸必然发展阶段来考虑这些形式。根据这

种看法，道德行为也就是适应特定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要求的行为。按照他

关于实在的沉思，“哲人”是超越历史变迁的人。在其道德－实践的生活中，

他能适应历史的要求。这种哲学导致他欣然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但这并不

能使他免受后来的烦恼。①

应当补充，所有这种种传统思想在香港、台湾，甚至在海外华人知识分

子中仍有其影响，仍然是范围更广的　２０　世纪中国思想史的组成部分。

①托马斯？A。梅茨格：《摆脱困境：新儒学和演变中的中国政治文化》。

①见米歇尔？马森：《中国的传统观念：冯友兰，1939—1949　年》（哈佛大学博士论文，1978　年，未出版）。

马克思主义的优势

在我们论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思想界上升到优势地位之前，关于有些倾

向，有些话需要说一说；这些倾向被叫做自由主义的倾向——其根据往往是

可疑的。胡适在五四以后继续坚守他的基本看法，尽管这时他在各个方面都

受到敌对者的指责。１９２４—１９２７　年间轰动一时的一些事件及随之而来的激情

都没有使他动摇。非理性的政治激情总是和真理毫不相干。尽管他和他的导

师杜威一样，决不偏袒资本主义，但他仍然确信中国根本的灾难不应归之于

外国帝国主义。他继续抨击孙逸仙和马克思主义者的“教条”。

在民国政府成立以后，胡适仍然抨击国民党思想体系的传统主义成分，

仍然号召把科学才智用于国家管理，仍然提倡立宪制度和公民权利，仍然鼓

吹能够造就一代开明优秀分子的“现代”教育制度。１９３２—１９３７　年间，在日

本威胁日益加重的阴云下，丁文江、历史学家蒋廷黻这样一些人加入胡适一

边，在这期间出版的《独立评论》中，试图影响民国政府的政策。可是，很

快就变得很明显，他们和胡适的共同之点更多的在于胡适对“科学”的信仰，

而不在于他对民主的信仰。

丁文江从没有像胡适那样倾心于自由主义的社会准则，在暗淡的　３０　年

代，他和蒋廷黻一样逐渐感到（很像他们之前的严复和梁启超）中国需要的

是“科学的”专政——一种能使官吏、国家的工业和教育体制现代化的专家

政治。斯大林的俄国作为一种模式给了丁文江很深的印象。尽管民国政府表

示了对专家政治目标的承诺，丁文江和蒋廷黻两人对国民党领导的能力评价

都相当低。不过，他们仍然只能希望国民政府这个有组织的权力的唯一中心

重视他们的意见。中国共产党在湖南和江西以及后来在延安进行农村革命的

一连串事件，对他们来说，似乎和民族的需要毫无关系，而且还会进一步削

弱国家中枢的力量。胡适在他们有关科学精英的想象和他的立宪民主信念之

间左右为难。可是，他也和别人一样，只能希望对现有政权施加影响。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