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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部分（第5页）

德上的失败，但这既不是发展过程的不可避免的特征，也不是永久的特征。

谭嗣同通过对比奢侈的丰富和节俭的不足，对资本主义行为提出了一种引人

注意的道德上的辩护。他的结论是，与传统的农民节俭习惯——贮藏和积蓄

——相对照，资本主义的花费和投资模式表现了经济领域的“渗透性”（通）

的发展趋势。这并不意味着他和其他的改良主义者把消费资本主义理解为发

展的目的。谭宁可认为物质丰富的实现将使人民从他们对事物的欲望的奴役

中解放出来；而康则预言，在“大同”社会里财富将为所有的人共同享有。

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避免的，实际上是即将到来的唯一模式，但是按照“大

同”利他主义的道德理想，它却只被理解为一个发展阶段。梁启超　１９０２　年与

社会主义理论接触，从另一端热情地赞成它，把它看作朝向预定目标所要采

用的先进经济制度的当然方向。

当西方的科学和技术有希望在物质上改造社会时，民主激发了政治更新

的希望。在这一点上改良主义者既有一个批评帝国专制政治的直接目标，又

有一个避免几个世纪官僚主义作风的“为公”政府的长期理想。

在历史上，中国治国之术的实践者们曾把“为公”政府的目标看作政治

的一种道德精神。在组织公共行政机构和吸收首领方面，他们曾提出两种主

要的可取办法，每一种都要付出难以接受的代价。一种是世袭的地方自治的

“封建”模式，它被认为有助于发展统治集团和基层民众之间关系的“公”，

但要以地方世袭家族只顾自己的统治权为代价。另一种是非个人的、集权行

政机构的“官僚”模式，它在实施公正管理（公）方面是更有效的，但要以

掌权的精英人物与民众疏远为代价。被普遍认为在议会民主政体的公民中盛

行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方向和“公共道德”精神，给了改良主义者解决这个

古老困境的希望。议院似乎能解决共同体的社会准则和公正的社会准则之间

的紧张关系，从而实现儒家－法家在“公心”政治理想方面的综合。

由于改良主义者把立宪议会的“公共”统治与帝国专制君主的“个人”

统治相对照，人们期待议会政治是对典型的官僚主义弊病的一种矫正；他们

对理想的解释向“封建的”公有制社会方向倾斜。康梁集团中的一些人认为

议院将纠正几乎所有普遍承认的君主政体的缺陷：从它过分的中央集权到它

对资历的强调或官署机构的重叠。作为对官僚政治而不是像在西方那样对世

袭的阶级的一种替代物，议会被设想为提供政治进程中所有参与阶层之间的

联系的完美体制。儒家假定正确的政治行动必须以普遍公认的原则为基础，

因此议会被看重，不在于居中仲裁多数人的利益，而在于它是为取得共同一

致意见而起教育作用的和表达意见的工具。因此，它被认为是对官僚主义当

然的弊病——为从上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