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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部分（第3页）

国民党在选举胜利后就成了显著的敌人，但袁仍然不大关心其他政党。

当袁转而为统治国家作自己的安排时，他感到，“查临时约法……即其内容

规定，束缚政府，使对于内政外交及紧急事变，几无发展伸缩之余地。本大

总统……身受其苦痛，且间接而使四万万同胞无不身受其苦痛者”。③这个观

点，只是在袁已经肃清了国民党，国会已经失败之后，当要求制订一个更符

合政府需要的宪法时，才得到公开的表述。１９１３　年　３　月袁暗杀宋教仁，并不

①关于袁世凯直隶总督期间的各方面活动的研究，见埃丝特？莫里森：《儒家官僚政治的现代化：民众管

理的历史研究》（拉德克利夫学院哲学博士论文，1959　年）；斯蒂芬？R。麦金农：《中华帝国末年的权力

和政治：袁世凯在北京和天津，1901—1908　年》；约翰？E。施雷克尔：《帝国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德国

在山东》；渡边惇：《袁世凯政权的经济基础：北洋派的实业活动》，载《中国现代化的社会结构：辛亥

革命的历史地位》。

①《中华年鉴》，1913　年，第　514　页。

②《政府公报》，229（1912　年　12　月　16　日），第　6　—　8　页。

③《总统在政治会议上发表的演说》，1913　年　12　月　15　日，英国外交部档案，伦敦档案局，FO2281852。

这个文件据称是袁的演说未经审定的逐字记录译文；同在《政府公报》585（1913　年　12　月　19　日）第　1　—　6

页正式公布的版本比较，倾向于认为它是真实的。（此据正式文本。）

简单是清除政敌，而且也表明了袁、宋之间在关于如何适当组织全国政府的

观点上隔着一条鸿沟。

袁世凯全神贯注的第二个造成分裂的国内问题，是多大程度上的中央集

权制才适合于中国的政体。１９１１　年　１１　月，当梁启超公开拒绝接受袁提供的

清朝官职时，他指出，国家面临的基本问题有两个：政体应该是君主制的还

是共和制的；政体的组织应该是联邦制的还是一元制的。④前一个问题已被革

命解决了，而后一个问题尚待作出回答。民国第一年很不正常：总统统辖事

实上的联邦，却越来越明确地表示要建立一元制的、中央集权的国家机构。

同代议制政府和政党的作用问题一样，中央集权制问题在前十年就尖锐

地提出来了。清廷在最后几年发起的许多改革，都是为了在国内实行权力更

加集中的控制。辛亥革命在某种程度上是各省对北京要求增加权力的反应。

革命后，那些仍然相信在中央集权下统一的人，对有人把联邦制推向极端感

到震惊。官僚政治的、财政的、立法的甚至军事的自治，被大多数省政府广

泛采用。争论使人们相信，联邦制会削弱国民政府的力量，中国处在具有掠

夺性的帝国主义世界中，只能从根本上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力。（强调政党和

议会的重要性的人，不一定就赞成联邦制，尽管主张自由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的那些人，比如宋教仁，认为同省自治的捍卫者结成同盟，赞助他们的某些

要求，在策略上是有利的。）

在任总统的最初几个月里，袁世凯不得已而默许省自治，但对省自治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