者,取代清王朝的是一种新的政府形式;维护大量积存下来的种种看法和政
治习俗的帝制已被废除。这两项成就已被证明为不可逆转的,尽管 1915—
1916 年以及 1917 年曾经有过企图抹煞这两项或者其中一项的尝试。主张共
和政体的革命党人的两项最低目标已经永远达到:推翻满清,建立民国。
另一方面,对于那些最早献身革命的人来说,新的安排远不是理想的。
优待年幼的退位皇帝及其庞大的皇室,包括允诺一笔巨大的津贴,可能是一
项无害的让步(尽管他幸存下来,使日本人在 30 年代得以利用他在东北建立
奴颜婢膝的满洲国)。革命者的期望更加严重地受到了新的国家元首袁世凯
这位帝国高级官员的危害。革命代言人接受 52 岁的袁世凯来领导新秩序,以
之作为他安排清帝退位的代价,也是为了避免长期的的内战。有人甚至对他
将来可能发挥的作用很乐观。他有能力,在满清官员中堪称“进步分子”。
他的权力毕竟会受到革命党人自己设计的《约法》条款,包括内阁和国会的
限制。但是,一位立宪总统不明确承担为革命或者为共和而献身的义务,在
这个问题上的妥协让步证明是引起严重忧虑的根源。袁不愿意离开北京去南
京——1912 年初革命势力的中心——参加总统就职典礼,加剧了这种忧虑。
更加使人不安的是:有经验的革命家的作用遭到限制,在北京的首届共和内
阁里,他们被排除在财政、军事职位之外。谁赢得了革命,这个问题仍然是
模糊不清的。
革命对国家统一有什么影响,这又是一个具有不同理解的问题。具有民
族主义思想的革命,要求保全清王朝的领土,作为新国家的基础。袁升任总
统就是导源于这一要求的迫切性。实际上革命却切断了各省与中央政府之间
的大部分行政联系。具有讽刺意义的是,由于对袁世凯总统的不信任,有些
省就对恢复省与中央的行政联系加强了抵制。更有甚者,边远地区的外蒙古
和西藏还有完全脱离任何一个中国政府的倾向。
就蒙古和西藏来说,汉族的民族主义目标在两个方面遭受挫折。当地的
非汉族名流利用这个时机摆脱北京的控制,从而缩小了清朝传留给民国的遗
产。而外国列强则利用这个机会扩大其势力范围,以紧缩对中国的战略包围。
作为对晚清干涉这些旧属地的方案的反应,蒙、藏上层开始进行摆脱北京当
局的活动,这些活动在 1911 年末、1912 年初取得了成功。但巩固其成果,
在外蒙古只有依靠俄国的保护,在西藏只有依靠英国的保护。后来,北京为
收复这些失地而作出的努力,必然只能采取同这些欧洲列强谈判的方式。无
论是俄国还是英国,都不坚持把它们吸收为完全殖民地。但是,民国初年的
历届政府所能挽救的,只是对前清帝国的这些边陲地区保持微弱的宗主权。
外国政府以不同方式利用革命的混乱。外国参与征收中国关税的程度大
大增加,外国的特派员不仅成为估税员、会计师,而且成了实际上的收税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