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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第2页)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人们的命运也开始出现转机。

两年后,我从北京第一机床厂调入“*”后在北京恢复出版的第一张报纸《财贸战线》。办完调动手续的当天,我兴冲冲地来到余致浚老师的家。

余致浚和我属忘年交,也曾是我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的系主任。“*”中,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下放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是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同时来的,还有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创办人罗列和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张隆栋。三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干不了什么力气活儿,就在工厂宣传科的一间小房子里帮着做些文字工作。

一机床位于长安街东端,今天的中国大饭店对面,是我国重要的机床制造基地,全国最大的铣床生产工厂。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到这里视察过,“*”中,陈伯达把这里当作他的试点,八次来过一机床。

一机床有8000多员工,在北京被称作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曾涌现出许多知名人物,如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倪志福、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等,至于调到中央部委和地方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不计其数,还有大批人活跃在新闻界、文艺界和经济界。

我当时是北京一名高中学生,理应上山下乡,1969年却阴差阳错被分配到这里当了一名锻工,也就是打铁匠。因为工余时间编辑《机床文艺》,这本当时在北京机械行业有点小名气的杂志,就被派去与这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相结合,糊里糊涂地代表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我本人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同时,还要去教育别人,实在有点滑稽,结果却事与愿违。结合的结果,使我这个顶着工人阶级帽子的小知识分子,有机会接受到了这些大知识分子的教诲,且受益终生。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2)

余致浚有着丰富而传奇的经历。1939年,他在江西赣州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每天早上都会陪着身穿灰色上衣,腰扎皮带的蒋经国一起晨跑,而当时他的真正身份则是1935年入党的*地下党员。蒋经国那段时间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由他捉刀代笔,他则对蒋经国有着独特的观察和评价。

应我的请求,他曾对我讲起过那段往事。蒋经国那时从苏联回国不久,他打着两个旗号,一是在苏联住了13年,二是抗击日本侵略。他当时任赣州地区专员,中将军衔,并敢于公开为老百姓排解冤屈,在当地被称为“蒋阿哥”和“蒋青天”,周边的土豪劣绅也不敢奈何他。因此,揭发他是共产党的信件有几尺高,对此,蒋经国则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蒋经国在当地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让余致浚去当教官。学校里可以唱革命歌曲,张贴革命标语,书店里还可以出售进步书刊。当余致浚的真实身份暴露后,蒋经国明知真相,却仍出面保护他,说余致浚是自己熟悉的人。后余致浚被迫放弃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时,蒋经国仍让其以秘书身份领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余老说,在江西期间,蒋经国未发表过*言论,并曾对他表示,自己很欣赏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但蒋经国对王明很反感,据说在苏联留学时,王明借故蒋经国表现不好,让他一连打扫了好几天的厕所。当我来到位于东城区余老家那排简朴的平房时,他正在门外走廊喂鸟,这在当时似乎是件与他身份相悖的爱好。今天想起,却极可能是他长期被压抑心情的一种调剂。笼子里的小鸟见有客人来,扑扇着翅膀吱吱地叫着。

当我把调到报社工作的消息告诉他后,他仍保持着平日的一脸严肃,思忖片刻,然后一板一眼地说:“你考虑好了吗?”我顿生困惑,心想,难道我去报社工作不好吗?余老说:“新闻工作是个旁观者的工作,你还年轻,今后还可以做许多事情。”

此前,余老和罗列、张隆栋正在鼓励我去参加“*”后的全国首次研究生考试。后来,我在报社工作好一段时间后,才逐渐体会到余老此话的含义:大概,一是他认为我是否真正喜欢并适应新闻工作,对这个行道是否了解;二是他可能认为干新闻毕竟只是个观察者和记录者,而非当事人和参与者。总之,他是希望我在有机会择业时要慎重考虑。

“*”中,全国有1000多万知识青年被赶到广阔天地,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我却身穿工作服,来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也因此使我与当时的多数同代人,开始了不尽相同的人生轨迹。

尽管我和工人师傅们朝夕相处,每天在千余度炉火和数吨重汽锤旁劳作,脸上的机油和身上的汗渍从不比别人少。我充满激情的诗作《你好啊,我的汽锤》《春满车间》等,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收录,还被中央人民广播台播放。可是,下班后只愿打打球和看看书的我,怎么也学不会整夜玩牌和抽烟喝酒。尽管师傅们都认为我干活儿还不错,也在诚心诚意接受再教育,但总还是显得少了些许工人阶级的气概。而此时的我,却常常想起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想起他当时内心的挣扎和对现实的无奈。

现在好了,我被派去和罗列、余致浚、张隆栋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相结合。我们整日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过着“三体不可缺一”的生活,这是罗列为气体(烟)、固体(糖)和液体(茶)起的名字,他还是主要赞助者。罗列既抽烟又喝茶,余致浚和张隆栋基本只喝茶,而我只吃糖,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 想看书来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3)

我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为北京出版社撰写几本书稿。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叫樊亢,是我后来在《经济日报》工作时的总编辑安岗的夫人。记得我们主要写了《*通》《幼学故事琼林》《李贽文选选注》等几本书,江苏的《新华日报》还用整版选登了部分文章。后来,我们还以“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评论组”的名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勒斯坦战斗诗集》写序,并参与了人民出版社《鲁迅书信集》的注释工作,这项工作是和来自北京师范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合作进行的。

和三位前辈的工作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先是共同商议主题,搜集参阅资料,然后在他们的指导下,由我先拟初稿,再由他们修改定稿。张隆栋是研究国际传播学的,英语极棒,据说还当过1949年前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英语翻译。同时,张老的古汉语也好,他还时常做些卡片,把一些历史典故抄写给我,以确保在文章中引经据典的正确。

工作到中午饭后,老先生们要稍事休息。罗列大腹便便,鼾声如雷。我们会眼见他随着有节奏的一起一伏进入梦乡,然后节奏逐渐加快,鼾声也迅速升高,一直到他自己被自己的呼噜声所惊醒;然后猛地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大家忍住笑,一声不吭。于是,罗老又开始了下一轮的循环往复。他后来对我说,在 “四清” 下乡时曾为此受到批判,说他搞特殊化,因为他怕打呼噜影响别人睡眠,经常要求住单间。

1973年,*第一次复出,为与“四人帮”掌控的舆论工具抗衡,准备办一本名为《思想战线》的杂志。罗列等此时已离开一机床,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办此事。

一天,罗列打电话把我叫去,交给我即将公开发表的两首毛泽东诗词,是1965年毛泽东写给邓颖超的,名字分别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他嘱我写一篇读后感,刊登在创刊号上。他还说,这两首诗词的词牌特点,是上半阕写实,下半阕务虚,虚实结合,借题发挥,也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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