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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部分（第1页）

我站在石槽的前面，看着小黑马那贪婪的样子，想着这也许是和小黑马最后一别了，两眼的泪水竟涌出来，流在那饼子上，流在小黑马的鼻梁上。小黑马吃着吃着，突然停下来，抬起头，望着我，嘴巴挨近我的面孔，先是轻轻一嗅，接着伸出舌头，将我脸上的泪水舔尽。我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痛苦，抱住小黑马的脖子，失声地大哭起来……

“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4）

我和小黑马就这样离别了，从此也结束了自己的“土插队”。

“大　　学　　梦”

我自小贪玩，学习不怎么用功，成绩平平，所以我在一般大人的眼中不被看好，但也有一些大人独具“慧眼”，认为我是属于“理工头脑”。

我小的时候，似乎有些数学天赋，当时表现出心算很快，比我的姐姐快多了。记得五岁的时候，有一次大人带我出去买东西，母亲大包小包买了很多，我暗暗地记下每包东西的价格，老板的算盘还没打完，我抢先说出最后的总价格，竟与算盘计算的结果完全一样。于是便受到在场大人们的一片夸赞，我的内心因此受到了鼓舞。自此之后，就最喜欢跟大人出去买东西，并且希望他们买的东西越多越好。

在学校，我不大讨老师喜欢，从小性格蔫蔫的。上课回答问题时，声音小得像蚊子；更使老师头疼的是，我的作业十分潦草，字写得歪歪扭扭，就像散了架子似的。我一生曾多次下决心练字，但始终改进不大，我想这大概是自己天生的弱处。

有一次随大人在饭馆吃饭，我听见旁边有几个人在聊天，说有一种人字写得很难看，但数学很好，平时话不多，可说出的每一句话都有水平，这种人往往不是凡人。我暗暗欣慰地感到自己好像是属于这类人，从此也再不为自己的字难看而忧心忡忡了。

我初中在北京男二中学习，这所学校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属于北京市的重点中学。然而到了高中，我却报考了并非重点的北京六十五中学，原因是北京市连续两届数学比赛第一名都出自该校。

我相信自己有一天也可以成为数学比赛的佼佼者。果然，在我上高一的第一学期，就因为数学考试成绩突出，被推举进了学校的数学小组。我那时的梦想就是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如果社会平稳的发展，我的梦想也许可以成真。然而此时一场史无前例的“*”爆发了，随着“停课闹革命”，整个中国的教育体系被彻底打碎，而我的大学梦也因此破灭。

“*”的最初几个月使我感到兴奋，因为关在教室里读了十几年的书，人多少有点读“傻”了，而那时一下子可以不读书了，可以在社会上走来走去，可以坐免费的火车到外地去串联；高兴了，也可以奋笔疾书，写一两张大字报，发表一下自己的见解，感到了思想的某种解放和自由。然而到了“*”的逍遥期，我们这些中学生闲下来，想找几本书读一读，却觉得很难，因为凡有点儿意思的书，在“破四旧”的时候已被焚尽。

等到了上大学的年龄，我被发配到了内蒙边疆。终日苦力的劳动，并没有使我有何怨言，但晚上闲下来，无所事事的单调生活，却常常使我感到郁闷。我开始回味先前的学习生活，我渴望读书，甚至渴望有一天能上大学。

然而我还是幸运的，在内蒙兵团被选中参加连队兽医卫生员的培训。虽然只培训了一个月，但终于使我有了可以用脑的机会，有了钻研的目标。记得一个月的学习班结束后，我们每人领了几箱药品和器械，回到连队就开始独立为牛马看病了。每次遇到难治之症，只能翻阅手中仅有的一本兽医教材。西药不管用了，就去采集草药为它们疗病。

当时马有一种常见的难治之病称为“结症”，如果病马不能及时得到有效的治疗，常常持续数小时在地上打滚呻吟，最后痛苦地死去。我对马有着一种特别的感情，为了救治这些无言的伙伴们，逐渐摸索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疗法。每遇马患结症，先打一针安那加（强心、止痛、促进胃肠蠕动），然后用肥皂水灌肠。接下来用电针在马的特定穴位上刺激20分钟，再用鼻饲管给马注入一些盐水，让一位驭手牵着马，不停地遛，直到马的肛门出现排气，以致马最后排出粪便，马的性命也就保住了。。　最好的txt下载网

“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5）

这种独特的疗法使我救活了许多濒于死亡的马匹，于是在当地名噪一时。许多老百姓牵着患有各种疑难杂症的牲畜，从几十里外赶来向我求医，于是我也就有了更多医疗实践的机会和遇到能经常引发我思考的疑难杂症。如一匹高大的母马，因罹患不孕症，长期注射激素，最后竟引发卵巢癌而死；另一匹怀孕的母马，由于腹部被鞍带磨破，久不收口，最后竟长出一个脸盆大小的血管瘤。这两个罕见的病例，使我感到肿瘤的发生似乎和体内的某种内在因素有关，于是当时只有20岁出头的我，竟萌发了对肿瘤研究的兴趣。

母马、不孕、怀孕、激素治疗、久不收口的外伤……这些问题终日缠绕在我的脑海中，终于有一天，我悟出了其中的内在关联，认为是内分泌紊乱诱发了肿瘤的发生。于是在30年前，衣衫破旧的我，掌着一盏煤油灯，在一沓发黄的糙纸上写下了我一生中的第一篇论文，记得题目是“癌发生的本质……内分泌紊乱”。我抄写了两份，一份寄给了中国医科院肿瘤研究所的吴桓兴院长，一份寄给了肿瘤病理专家李铭新教授。

一个月后，先后收到了他们的回信，我当时简直有些欣喜若狂。我反复读着他们的信，内容都是鼓励我，认为我的观点有道理，但癌变是非常复杂的过程，内分泌紊乱只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我对疾病的兴趣与研究，使我的心底时时涌出想上大学的强烈欲望，尽管当时的大学招收的都是工农兵学员，但毕竟能提供一个系统学习的机会，因此我依然是那样的渴望。然而我的父母在“*”中都是受审查的高知，加上复杂的海外关系，使我想成为工农兵大学生的愿望在当时几乎成为不可能。

但是有一年的夏季，我看到了一丝希望。那大概是*坠机死后的第二年，周总理及老帅们在与“四人帮”的较量中占据了暂时的上风，于是国家开始重视经济、重视教育，那一年的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特别多，我们连队竟多达六名。更使我感到振奋的是，这次大学生的选拔增加了文化考试，使我看到了这似乎对自己上大学极为有利，于是那时我又开始做起大学之梦。

那年探亲，我偷偷带回了课本。在每天喂夜马时，给马添完草，我便提着马灯，坐在土坯的马房里，翻看那些久违的中学课本，对知识的渴望、上大学的梦想和一颗激动无比的心，在一位风华正茂青年的心中开始翻滚交织在一起。

经过全连兵团战士的投票选举，我荣幸地被选入准许参考的名单中。那年的考试比较简单，只记得考数学的时候，我只用了规定时间的一半，便胸有成竹地将考卷递了上去。那一霎那，我甚至想到了自己马上就要走进大学的校门。

可是我哪里知道，接着“四人帮”在与老帅们的较量中又占据了上风，他们扶持了交白卷的张铁生，于是文化考试成绩全部作废，对大学生的选拔又把政审作为了唯一的标准。在报纸上登出张铁生文章的那一天，我便知道他能上学，我上不了学，尽管我们干的都是兽医同行。

1976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宣告了“*”的结束，人们开始认识到书本的重要，知识的伟大和科技的神圣。国家首先恢复了高考，结束了工农兵推荐上大学的制度。

那一年我都快30了，早就打消了上大学的念头。从内蒙回到北京，待在家里，等待街道分配，只希望找到一个医务口的工作。所以我一闲下来，就苦读那些发了黄的古书医籍，并且跟随几位老中医学习一些特别的医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努力，钻研出点儿名堂，然后进入医务口。那时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能成为一名坐堂的中医，哪怕是在小巷里的红医站。

“土插队”、“大学梦”与“洋插队”（6）

然而从街道分配到门诊部或药店的机会是微乎其微的，这常常使我感到灰心和失望，有时候甚至想干脆随便找个工作算了。记得有一次房管所招小工，大概是看上了我的个头，于是招工的那位大姐居然找上门，用一张极为伶俐的嘴，向我反复介绍在房管所当壮工的福利待遇和各种实惠。说得我几乎有点动心了，但细细一想，还是等等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