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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部分（第2页）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打倒。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人们的命运也开始出现转机。

两年后，我从北京第一机床厂调入“*”后在北京恢复出版的第一张报纸《财贸战线》。办完调动手续的当天，我兴冲冲地来到余致浚老师的家。

余致浚和我属忘年交，也曾是我后来在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读书的系主任。“*”中，他从北京大学中文系新闻专业下放到北京第一机床厂，是来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同时来的，还有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创办人罗列和原燕京大学新闻系主任张隆栋。三位年过半百的老人干不了什么力气活儿，就在工厂宣传科的一间小房子里帮着做些文字工作。

一机床位于长安街东端，今天的中国大饭店对面，是我国重要的机床制造基地，全国最大的铣床生产工厂。上世纪50年代，毛泽东、朱德等国家领导人都曾到这里视察过，“*”中，陈伯达把这里当作他的试点，八次来过一机床。

一机床有8000多员工，在北京被称作是一个“藏龙卧虎”的地方，曾涌现出许多知名人物，如在朝鲜战场牺牲的毛泽东之子毛岸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倪志福、全国政协副主席叶选平等，至于调到中央部委和地方担任重要领导职务的不计其数，还有大批人活跃在新闻界、文艺界和经济界。

我当时是北京一名高中学生，理应上山下乡，1969年却阴差阳错被分配到这里当了一名锻工，也就是打铁匠。因为工余时间编辑《机床文艺》，这本当时在北京机械行业有点小名气的杂志，就被派去与这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相结合，糊里糊涂地代表工人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发挥主力军的作用。我本人在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的同时，还要去教育别人，实在有点滑稽，结果却事与愿违。结合的结果，使我这个顶着工人阶级帽子的小知识分子，有机会接受到了这些大知识分子的教诲，且受益终生。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2）

余致浚有着丰富而传奇的经历。1939年，他在江西赣州担任蒋经国的私人秘书，每天早上都会陪着身穿灰色上衣，腰扎皮带的蒋经国一起晨跑，而当时他的真正身份则是1935年入党的*地下党员。蒋经国那段时间发表的许多文章都是由他捉刀代笔，他则对蒋经国有着独特的观察和评价。

应我的请求，他曾对我讲起过那段往事。蒋经国那时从苏联回国不久，他打着两个旗号，一是在苏联住了13年，二是抗击日本侵略。他当时任赣州地区专员，中将军衔，并敢于公开为老百姓排解冤屈，在当地被称为“蒋阿哥”和“蒋青天”，周边的土豪劣绅也不敢奈何他。因此，揭发他是共产党的信件有几尺高，对此，蒋经国则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蒋经国在当地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让余致浚去当教官。学校里可以唱革命歌曲，张贴革命标语，书店里还可以出售进步书刊。当余致浚的真实身份暴露后，蒋经国明知真相，却仍出面保护他，说余致浚是自己熟悉的人。后余致浚被迫放弃工作，没有生活来源时，蒋经国仍让其以秘书身份领了好几个月的工资。

余老说，在江西期间，蒋经国未发表过*言论，并曾对他表示，自己很欣赏毛泽东写的《论持久战》。但蒋经国对王明很反感，据说在苏联留学时，王明借故蒋经国表现不好，让他一连打扫了好几天的厕所。当我来到位于东城区余老家那排简朴的平房时，他正在门外走廊喂鸟，这在当时似乎是件与他身份相悖的爱好。今天想起，却极可能是他长期被压抑心情的一种调剂。笼子里的小鸟见有客人来，扑扇着翅膀吱吱地叫着。

当我把调到报社工作的消息告诉他后，他仍保持着平日的一脸严肃，思忖片刻，然后一板一眼地说：“你考虑好了吗？”我顿生困惑，心想，难道我去报社工作不好吗？余老说：“新闻工作是个旁观者的工作，你还年轻，今后还可以做许多事情。”

此前，余老和罗列、张隆栋正在鼓励我去参加“*”后的全国首次研究生考试。后来，我在报社工作好一段时间后，才逐渐体会到余老此话的含义：大概，一是他认为我是否真正喜欢并适应新闻工作，对这个行道是否了解；二是他可能认为干新闻毕竟只是个观察者和记录者，而非当事人和参与者。总之，他是希望我在有机会择业时要慎重考虑。

“*”中，全国有1000多万知识青年被赶到广阔天地，在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而我却身穿工作服，来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再教育，这也因此使我与当时的多数同代人，开始了不尽相同的人生轨迹。

尽管我和工人师傅们朝夕相处，每天在千余度炉火和数吨重汽锤旁劳作，脸上的机油和身上的汗渍从不比别人少。我充满激情的诗作《你好啊，我的汽锤》《春满车间》等，被人民文学出版社和北京出版社出版的诗集收录，还被中央人民广播台播放。可是，下班后只愿打打球和看看书的我，怎么也学不会整夜玩牌和抽烟喝酒。尽管师傅们都认为我干活儿还不错，也在诚心诚意接受再教育，但总还是显得少了些许工人阶级的气概。而此时的我，却常常想起高尔基的自传体小说《我的大学》，想起他当时内心的挣扎和对现实的无奈。

现在好了，我被派去和罗列、余致浚、张隆栋三位“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相结合。我们整日在一间小办公室里过着“三体不可缺一”的生活，这是罗列为气体（烟）、固体（糖）和液体（茶）起的名字，他还是主要赞助者。罗列既抽烟又喝茶，余致浚和张隆栋基本只喝茶，而我只吃糖，各得其所，其乐融融。　。　想看书来

我这个没上山下乡的老三届（3）

我们当时的工作主要是为北京出版社撰写几本书稿。出版社的责任编辑叫樊亢，是我后来在《经济日报》工作时的总编辑安岗的夫人。记得我们主要写了《*通》《幼学故事琼林》《李贽文选选注》等几本书，江苏的《新华日报》还用整版选登了部分文章。后来，我们还以“北京第一机床厂工人评论组”的名义，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勒斯坦战斗诗集》写序，并参与了人民出版社《鲁迅书信集》的注释工作，这项工作是和来自北京师范学院的工农兵学员合作进行的。

和三位前辈的工作程序大致是这样的，先是共同商议主题，搜集参阅资料，然后在他们的指导下，由我先拟初稿，再由他们修改定稿。张隆栋是研究国际传播学的，英语极棒，据说还当过1949年前美国最后一任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的英语翻译。同时，张老的古汉语也好，他还时常做些卡片，把一些历史典故抄写给我，以确保在文章中引经据典的正确。

工作到中午饭后，老先生们要稍事休息。罗列大腹便便，鼾声如雷。我们会眼见他随着有节奏的一起一伏进入梦乡，然后节奏逐渐加快，鼾声也迅速升高，一直到他自己被自己的呼噜声所惊醒；然后猛地睁开眼睛，看看我们。大家忍住笑，一声不吭。于是，罗老又开始了下一轮的循环往复。他后来对我说，在　“四清”　下乡时曾为此受到批判，说他搞特殊化，因为他怕打呼噜影响别人睡眠，经常要求住单间。

1973年，*第一次复出，为与“四人帮”掌控的舆论工具抗衡，准备办一本名为《思想战线》的杂志。罗列等此时已离开一机床，在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当时叫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筹办此事。

一天，罗列打电话把我叫去，交给我即将公开发表的两首毛泽东诗词，是1965年毛泽东写给邓颖超的，名字分别为《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和《念奴娇·鸟儿问答》。他嘱我写一篇读后感，刊登在创刊号上。他还说，这两首诗词的词牌特点，是上半阕写实，下半阕务虚，虚实结合，借题发挥，也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