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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随后来到一个湖边，湖水清澈见底。他们舀出两碗清清的湖水，拿来一只羽毛十分美丽的大公鸡，割断鸡喉，鲜红的鸡血滴进碗里。刘伯承、小叶丹和他的那位叔叙都跪在碗前。在蓝天和阳光下，刘伯承举碗发誓：“我刘伯承对着苍天和大地发誓，我愿与小叶丹结拜为兄弟。”说罢，他举碗一饮而尽。小叶丹和他叔叔举起另一只碗，把水喝光，然后说“如果违背誓言，让我们像这只鸡一样死去。”仪式结束了，誓言正式生效。

红军部队退到一个汉族村庄过夜。第二天早上，小叶丹带着一队随从护送红军穿过彝区。他们骑马和红军一起走了五十公里，到达第一座汉族村庄。那里的汉人想杀死小叶丹（仅仅因为他是个彝人）。共产党人花了一个多小时来进行调解，接着继续行军。此后，没有遇到什么太大的困难，只是山路不好走，急行军使人感到疲劳。

五月二十四日天亮前，他们来到可以俯视大渡河的一处高地，透过晨雾，可以看见安顺场闪烁的灯光和河边的百余座草棚。

但是，后面某些部队通过彝区时，就没有这样方便了。照例担任后卫部队的第五军团，在彝区就损失了不少人。他们都是掉队的战士，只要一掉队，彝人就闪电般地扑过来。彝人并不在他们身上浪费子弹，只是拿走枪支，抢定粮食和背包，扒光他们的衣服，然后把他们留在树林里。这些扒得一丝不挂的战士能活着回去的很少，不是活活冻死就是饿死。

七十五岁的彭海清仍然清楚地记得过彝区时的遭遇。彭个子矮小，由于患了关节炎行动不便，干瘪的脸上长着稀疏的胡须。他的老家在江西吉安，家境很苦，毛当年下井冈山作战时，彭海清告别了父母和三个兄弟参加红军。从此便把自己的命运同红军挂在一起。他参加过江西境内的所有战斗，长征中一直在林彪的第一军团任职。那时，他不知道中央苏区的情况十分不妙，只知道广昌战役是一场恶战，也没有人告诉他部队要长征。他所在的部队只知道要开始行军，结果是走了一路打了一路。当问到他关于彝人的情况时，他仰起头来，发出刺耳的喊声：“喔…喔…　！”这种声音和二次大战期间，帕特里克·赫尔利将军在延安下飞机去见毛泽东时，发出的印第安人柴罗基部族战争的叫声一样惊人。

据彭说，彝人冲下山就高声喊着：“喔…喔…。”上级事先认真交待了政策，要求他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和彝人动武，不许放枪。因此，当百名彝人呼啸着冲下山来，把彭和他的四名红军同志包围起来时，他们没有动手。彭说：“我们本来可以轻而易举地离开的。”他带着一挺重机枪，其他同志都拿着步枪，然而他们却一动也不动地站着。彝人拿走他们的枪和衣服后一哄而散。彝人把他们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但是没拿彭的重机枪，因为太沉。彭和他的伙伴还算幸运，他们很快就被部队发现，又继续行军了。

一九三二年十五岁时参加红军的丁甘如，一九八四年已经离休。他原来是成都军区副参谋长。整个长征途中，他都在第五军团。他回忆说：“我们是后卫部队，当好后卫是很困难的。”他认为彝人的主要问题是太穷。彝族妇女穷到下身只围一块类似短裙的破布。彝人从山上向第五军团打冷枪，“幸运的是，他们瞄得不准。”第五军团为安全通过彝区，给了彝人不少钱，但用处不大。丁又说：“彝人把自己的锅拿走，同稻米一起埋起来，然后跑上山。尽管我们愿意用一百块银元换一百斤稻米，他们还是往山上跑。我们有时挖到稻米后就留一张借条。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后，一些彝人还拿借条来找我们，我们照样给他们付钱。”

偶尔，他们也不得不违反自己的规定，从地里收定一些稻谷。不付钱。这是因为除此没有任何其他办法可以搞到粮食。

那支牵制性的红军分队——似乎没有起到任何牵制作用——在五月二十一日下午二时穿过彝区越西镇之后，于五月二十三日到达大渡河边。他们刚进大树堡，驻守在那里的一小支国民党部队未放一枪就退到河对面富林镇的兵营中去了。

红军终于抢在蒋介石之前到达了大渡河！下一步就是准备渡河。

第十九章　留下来的人们

主力红军现在已经西行到很远的地方，陈毅再也无法知道他们到了哪里。

位于江西东南隅的五岭山脉在薄雾细雨中披上了春装。从山顶上望去，陈毅的眼里是一片白茫茫的世界，花岗岩的山脊不时从乳白色的云海中露出头来。蒙蒙细雨下个不停，竹编的蓑衣难以抵挡久雨的浸透。透过轻纱般的雾幕，那绿色的森林、褐色的山谷以及新种满了水稻的梯田隐约可见。屋顶上青烟缭绕，炊烟弥漫了那些简陋的茅屋，令人窒息。

这是中国赣南这片土地上典型的春天。这种日子已经缠磨了人们不知多少岁月了。现在，在这个阴郁的下午，陈毅的一小股队伍集合到了一起。这是红军开始长征时留下的一支武装。放在脚旁的被装被雨水淋透了，剩下的枪枝弹药用蓑衣遮盖着。他们正在等待命令，准备撤离。

红军在一九三四中十月十六日渡过于都河时，大约有三万人留了下来，其中有一万名伤员。现在是一九三五年三月四日，这支武装大部已被消灭。红都瑞金以及于都、会昌相继于十一月十日、十七日和二十三日失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已经成为记忆中的往事了。

事情一开始就如陈毅所担心的那样糟。当时正是晴朗的十月，周恩来到病房来看陈，让他留下来。陈毅同政委项英之间一直存在着很大分歧，而项英是博古和李德的支持者，又是陈的顶头上司。项英不懂得，这支训练很差的小股武装——第二十四师和地方武装的十个团以及正在康复中的伤员——是无法同蒋介石派去围剿他们的十万大军抗衡的。

蒋在南昌的一次会议上向他的部下发出训令：绝不允许“革命政府死灰复燃”。

陈毅对项英说，“失败就是失败”，唯一的出路是进入山区。项英则斥之为“悲观情绪”。

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和陈毅共事多年的陈丕显那时只有十九岁。一九八四年，他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他身着军装式样的檄檄绿服装，身材瘦小，外表整洁。他带来陈毅四个子女中的三个和我们交谈。陈毅的这些子女现在都在当代中国发挥着积极作用。小名“小虎”的陈毅长子陈昊苏，现在是北京市副市长。陈丕显说，他和陈毅共事多年，一九三四年时。他是共青团领导人，长征开始时，上级要他留在中央苏区，这出乎他的意料。他在其后的三四年时间里，就在陈毅身边战斗。

在留下以后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上，他认为陈毅是对的，而项英是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