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土统一了,大秦军队的使命也将由“统一中土”改为“卫戍中土”,大秦要建立一支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形势下到任何地方作战的强大军队。
这支军队必须绝对忠诚于大秦,必须绝对遵从中央的命令,由此,军权划分就要进一步细化,以便于中央控制军队,发兵之权和统兵之权的军权划分要修改为军事决策权、军事行政权和军事指挥权的军权划分。
皇帝和中枢控制军事决策权,太尉执行军事行政权,统兵将军执行军事指挥权。为了防止统兵将军拥兵自重,军事指挥权要加以限制,而限制的最佳办法就是修改军事指挥体系,其中的核心就是提高指挥效率,也就是精简指挥机构。
按照宝鼎的建议,北军统率部直接指挥北疆诸军,撤消北部疆域的四大镇戍机构。北军为常备军,定员三十万。三十万北军分十军,由十位将军统率,每军三万编制。
帝国统一之初,为遏制宝鼎的北疆武力,同时也为了防止功臣们拥兵自重割据地方,咸阳把主力大军全部调到了北部疆域,建立了西北疆、晋西北、代北和东北疆四大镇戍军,兵力接近四十万。京畿的卫戍军则由中尉府统率,兵力扩充到五万。各封国、郡县则由各封王、太守和都尉统率地方军承担镇戍之责。因为刚刚统一,很多地方局势动荡,尤其是山东、江东和岭南等地,戡乱任务重,至今还保持着一定数量的常备军,他们由这些地区的镇戍官长统一指挥。
从中土大势出发,帝国目前的国防策略肯定是“守外虚内”,以重兵守疆拓边,准备进行南北战争,以地方武力稳定国内局势,所以宝鼎在这个时候进行兵制变革,集中力量打造大秦武力,也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他把在代北实施了多年的兵制改革推而广之,确保中央对军队的绝对控制,也完全符合大秦的发展和中央集权的需要。
中央集权,首先就应该是军权的集中。
始皇帝和宝鼎集中军权的设想遭到巨大阻力。
老秦人、楚系和关东系以各种理由和现实困难给兵制改革制造重重障碍。
然而,形势发展到这一步,武烈王肯定要“反击”,始皇帝肯定要控制军权,而老秦人又成了众矢之的,冯氏则时刻提防对手的打击,蒙氏则必须考虑到自身利益,所以各方都存在着妥协的必要性。
关键问题是,妥协的突破口在哪?显然就是进一步扩大分封了,但假如始皇帝借助这次北疆诸军统率人事调整而进行的兵制改革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没有在军权集中上取得实质性突破,咸阳宫就绝不会在分封上让步。
咸阳关于为了进行南北战争而建设新北军的讨论意见传送到北疆四大镇戍官长的手上。
代北镇戍官长代王公子将闾和代北镇戍统率白公差、辛胜、屠睢以最快速度联名上奏,同意建设新北军,坚决遵从咸阳的命令。
晋西北的镇戍官长méng武、蒙恬父子也很快上奏,表示无条件服从中央。méng武同时上奏,自己年老体衰,恐怕难以胜任北伐重任,恳请始皇帝让更多的年轻将领统率军队,以承担起守疆拓边之重责。
接下来就是老秦人的态度了,假如镇戍西北疆的王翦、麃公、羌廆和镇戍东北疆的王贲坚决反对或者设置障碍,那事情就比较麻烦。
然而,当前政局的发展,尤其是蒙氏在关键时刻的妥协,让老秦人不得不果断决策。
王翦、麃公和羌廆三位老将联名上奏,支持始皇帝和中枢做出的建设新北军的设想,同时他们考虑到北伐的重要性,恳请始皇帝起用更多的年轻将领,以保证秦军的强悍武力。东北疆的镇戍军统率王贲也在奏章中表达了同样的看法。
帝国统一后的兵制改革顺利展开,其核心就是军权集中于中央。
始皇帝如愿以偿。盛夏之际,始皇帝下令进行兵制改革,建设大秦主力常备军队新北军。
按照新兵制,大秦武官职设一个上将军,设一个太尉,设一个护军中尉,设一个大监军,位同三公,参与中枢决策。设中尉卿、卫尉卿、左右前后中五位将军,设将军若干,位同上卿。设山东、两淮、江南、江东和岭南五个地方镇戍统率,主掌区域郡国军事,位同上卿。
上将军、左右前后中五将军,将军是统兵官长,征伐时领统兵权,拥有战场指挥权。中尉卿和卫尉卿则是中央卫戍军官长。
始皇帝下令,撤消北部疆域四大镇戍机构,王翦、méng武、麃公奉旨回京。
大秦太傅、武烈王公子宝鼎兼领大秦上将军,为秦军最高统率。
武安公公子腾出任大秦太尉。
武成公王翦出任大秦护军中尉。
郑公méng武出任大秦大监军。
广武侯麃公、通武侯王贲、安平侯司马尚、临洮侯羌廆、北平侯辛胜为大秦左右前后中五将军。麃公为中将军,在京领蓝田大营,戍卫京畿。余者在外统军。
始皇帝下令,北军设常备兵力三十万,北疆诸边郡、封国等地方镇戍兵力十万,均接受北军最高统率部指挥。
北军最高统率部大行辕设置于离石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