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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37部分（第1页）

出东南战场，也是不遗余力予以配合。武烈侯一走，谁敢保证咸阳不会翻脸，乘势在东南猛攻？

三方合力，秦军撤出陈，韩人进陈，横阳君称王，韩国复国。

魏人愤怒了。在复国的诱惑下，魏人再也忍耐不住了。宁陵君公子咎在秦国和楚国的支持下，毅然于睢阳称王，重建魏国。

临淄终于做出回应，命令太子安与秦国谈判。

齐人再兴霸业的雄心壮志一次次受挫，决策一次次失误，这让临淄在叹息运气不好的时候，心里也是非常憋屈。这次进占中原的机会可谓千载难逢，齐军也是势如破竹，杀到了大梁城下，几乎把原魏国的国土尽数收入囊中，偏偏在这个关键时刻，武烈侯重返中原，抛出了一个重建韩魏的“诱饵”，结果让合纵瞬间分崩离析，齐国霸占中原的图谋功亏一篑。

对于楚国来说，以重建韩国来重建秦楚盟约，以控制韩国附庸来代替国土收复，既赢得了道义上的美名，又实际夺回了土地，还不费一兵一卒解了东南之危，这一仗可以说是打赢了，战果辉煌。但对于齐国来说，它要的是中原，是中土霸业，它无意与秦国结盟，更无意帮助魏人复国，他们辛辛苦苦打来的大好局面突然逆转，让他们无法接受，这一仗他们赢得了什么？一无所获，为他人做了嫁衣裳。自己打赢了，却灰溜溜的撤回长城，这心里的憋屈可想而知。

谈判开始了，武烈侯亲自与太子安谈判。

齐国议和的条件是：秦军撤出大梁，撤出原魏国国土。魏国在大梁重建，国土就是目前秦军尚能守住的大梁周边几十座城池。齐国攻占的东郡和砀郡大部土地，属齐国所有。

秦国议和的条件是，齐军撤回自己的国境，其攻占领土全部归还魏国，魏国的新国都是陶，魏国是秦齐两国的共同附庸国。

双方的条件悬殊太大。太子安拂袖而去，不谈了。

不谈就打，这很简单。

宝鼎书告项燕、韩王越、魏王咎，四国合纵，攻打齐国。

中原局势风云变幻，前一刻是齐楚韩魏合纵攻打秦国，这一刻却变成秦楚韩魏合纵攻打齐国，其变化之快之剧烈，让人瞠目结舌。

魏国为了复国，肯定要背弃齐国。没办法，虽然齐国在他们亡国之后，给予照顾和援助，但为了生存，魏国不得不与其反目成仇，转而与“仇人”联手打“恩人”。

韩国虽然复国了，但它若想生存下去，生存得更长久一点，它就必须依靠秦国，所以它同样要背弃齐国，背叛自己的“恩人”。

楚国当然知道秦人的心思，武烈侯不过是虚张声势，其目的就是逼迫齐国议和，狠狠打击齐国妄图称霸中原的野心。这符合楚国的利益。秦国称霸中原，齐楚就要合纵反击，同样的，如果齐国要称霸中原，秦楚就要连横反击了。谁也不能在中原称霸，那势必影响到其他人的生存，所以韩魏要重建，要做为秦齐楚三个大国的缓冲和屏障，以便让三国在中原维持一个势均力敌的局面。

项燕亲自赶赴陶城拜会太子安。

项燕把中土大地图铺开，从中土大局开始分析，然后到今日中原形势，最后分析和预测未来。

“武烈侯和咸阳宫的矛盾天下皆知，这个矛盾直接影响到代北局势的发展。”项燕最后说道，“秦人在北方战场上有匈奴人和燕人两个强敌，而其内财赋严重不足，粮草武器难以支撑，另外代北的北虏诸种与秦军仇深似海，随时都有可能叛乱。这种局面下，秦人在北方战场上几乎没有胜算，最好的结果也就是勉强维持。秦人在北方战场上坚持得越久，对其国力的损耗就越严重，而咸阳就越是舍不得放弃代北。如此恶性循环，秦国国力必定不堪重负，那时我们的机会就来了，中原唾手可得。”

项燕望着太子安，笑着问道，“你是愿意与一头杀气腾腾的猛虎作战，还是耐心等待一段时间，等到这头老虎疲惫不堪伤痕累累了，再冲上去给它致命一击？”

第353章　白马教诲

在项燕的斡旋下，齐国太子安不得不面对现实，接受了秦国的议和条件。

其实齐国临淄这时候停战议和的呼声也非常高涨。形势很明显，齐国已经失去攻占中原的最佳机会，中原局势已经被秦国武烈侯所逆转，韩魏复国已经成为事实，如其拒不议和成为众矢之的，遭到秦楚韩魏四国的攻击，倒不如顺应形势的发展，仿照楚国的做法，以魏国为附庸来达到间接占据中原土地的目的，以最小代价赢取最大利益。

秦齐楚三国各占中原一部分，中原三分，形成鼎立之势，这实际上正是齐楚合纵攻打中原的最终目的。齐国独霸中原那是绝无可能的事，秦国武烈侯正是看到了这一主导中原局势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一招“重建韩魏”便轻松逆转危局。

齐王建和临淄中枢在内外重压之下，只好暂时搁置扩展称霸的想法，撤回军队，耐心等待时机。

秦齐两国达成议和原则之后，整个中原局势就算基本稳定下来，战事全面停止，接下来就是秦齐楚三国对中原利益的瓜分，至于韩魏两国，不过是中原利益的一部分，他们是鱼肉，而不是刀俎，他们的命运决定于秦齐楚三国艰难而冗长的谈判。

宝鼎上奏咸阳，中原危机暂时化解，韩魏重建后，秦齐楚三国在中原形成鼎立之势，但这种鼎立之势能维持多长时间，完全取决于秦国在北方战场上所取得的战绩，假如秦国在北方战场迟迟打不开局面，国力因此严重损耗，中原危机必定再度爆发，所以，他奏请咸阳，要求马上返回代北。

与此同时，河北王翦、冯毋择，代北羌廆、司马尚等军政官长，也纷纷上奏咸阳，催促武烈侯公子宝鼎速返北方战场。

秦王政考虑到大局，答应了宝鼎的奏请，允许他速返代北。

宝鼎辞别中原文武大员，北上返代。公子扶苏一直把宝鼎送到了白马津。

渡河之前，宝鼎与公子扶苏秉烛夜谈。

公子扶苏坚持要把宝鼎送到白马津，正是得到了其师傅淳于越的指点，目的是想与宝鼎做一番深谈，以便知道自己未来的路该如何走下去。

宝鼎询问了扶苏的学业，聆听了扶苏在经世济国方面的一些想法。扶苏先是在咸阳“以吏为师”学“法治”，后来在中原接触到了西河学派“经世致用”和“法家政术”的思想，这两年则拜淳于越、伏生等大贤为师，学习儒家“礼治”。扶苏虽然还是弱冠少年，但无论是在治国理论上还是在政治实践上，都远远超越了同龄人，甚至超过了大多数中低级官吏，毕竟他处在权力的最高端，他所接触到的治国理论和亲身经历的政治博弈远非一般人可以想像。

宝鼎听出来淳于越的“师古”“礼治”对扶苏的影响较大，于是毫不客气地告诫扶苏，大秦的“法治”永远是治国根本，大秦百余年来的强大和今日走向统一，都是来自于“法治”的威力，大秦“法治”的根本绝对不能动摇。

韩非子集法家“法、术、势”三派之长，提出了“中央集权制”，而“中央集权制”是“法治”之大成，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中央集权制”都是大秦的基础国策。

当然，“法治”自有其弊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也有其危害，而为了减少“法治”给王国带来的弊端和危害，做为统治者，要从儒、道、黄老、霸王等等诸子学派的治国理论中取长补短。

宝鼎根据今世所学和前世的历史知识，向扶苏阐述了自己对儒家“礼治”和黄老“无为”之学的理解，然后提出了“外儒内法”治国理论，在国策上则坚持“以法为核，以德为表”，辅以黄老之学、霸王之道。

“师古”本身没有错误，但要有选择性的“师古”，比如“周礼”的精髓可以学，但周朝的治国策略早已被历史所淘汰，我们就必须抛弃。“从今”也不是绝对正确，中土诸侯国变法，唯大秦坚持“法治”百余年，可见“法治”自有其利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