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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42部分(第1页)

甚至可以牺牲北部边疆的利益。攘外必先安内,这是常识。

中枢之所以要修筑一条直达代北的直道,主要目的是镇戍代北,是控制代北。此策着眼的是现在,追求的是短期利益,小投资小回报,而武烈侯拿出来的北疆策略着眼的是未来,追求的是长期利益,是要为开疆拓土做准备,投资大,但预期的回报却无法确定,存在着竹篮打水一场空的风险。

当初武烈侯为了拯救百万灾民,拿出了西南策略,这个策略也存在同样的风险,但南岭大渠的开凿局限在江南一个地方,武烈侯又巧妙的利用形势迫使楚国给予支援,再加上可以充分利用十八方镇的徭役,使得秦国还能始终维持这一工程的实施。

南岭大渠的主要功能是通航,如果不是因为险要的地形增加了开凿难度,这条不足百里长的大渠很快就能完工,所以它的投入和两千里长“直道”的投入根本没有可比性。

西南百越诸族的实力和大漠匈奴人的实力也没有可比性,大秦一旦修好南岭大渠,解决了南征大军的粮草运输问题,横扫西南还是有较大的把握,西南策略还是有完成的希望,而且这种希望就在眼前,可以说是看得见摸得着,但北疆策略呢?河南匈奴人和河西大月氏人就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阻碍,目前铲除这道阻碍的希望都看不到,更不要说去远征大漠,甚至妄想着去西域开疆拓土了。

北疆策略就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两千里长的“直道”根本无法支撑这个梦想的实现,所以大臣们一致认为,北疆策略就是武烈侯为咸阳挖掘的一个陷阱,是对咸阳试图利用“直道”牢牢控制代北的一种反击。秦王政本想拿根绳子捆住武烈侯,谁知武烈侯气魄大,一剑劈开一道万丈沟壑,然后在万丈沟壑里堆满无数的财富和显赫的功业,接着他诱-惑秦王政,要么你我一起跳下去,要么你我就隔着沟壑而立,你不要束缚我,我也不会威胁你。

当然,除了秦王政的亲信大臣,其他大臣是不会去质疑武烈侯的北疆策略,更不会去挑拔秦王兄弟之间的关系,相反,他们嘴里说着从大局出发,从统一大业出发,公开反对修筑“直道”,实际上却是蓄意阻扰秦王政进一步加强对代北的控制,以便在武烈侯以武力推动“封国制”的时候,暗中推波助澜。

秦王政的坚持,是否就是上当中计了?

当然不是,秦王政是一代雄主,他的眼光不是局限在现在,而是通达将来。他已经在国策变革一事上妥协了,假如政局发展对咸阳宫不利,导致他无力阻止“封国制”的实施,那么他只能想方设法,利用一切机会和手段,在最短时间内结束“封国制”,从而推动国策再一次变革,坚定不移地走上高度中央集权制的道路。

封国制是过渡政策,这是武烈侯在其国策变革方案中一再强调的,并将其以律法形势固定下来,以防止封国势力逐渐坐大导致中央失去对地方的控制。武烈侯预测封国制要实施几十年,高度的中央集权至少需要两三代人的努力才能最终实现。

秦王政坚持自己的理想,他希望自己有生之年可以实现理想,同时他也担心封国制的弊端在未来的岁月里对王国形成重大危害,导致兄弟阋墙,诸侯争霸,王国分崩离析,所以他决心在自己死去之前结束“封国制”,把这一过渡政策的实施时间大大缩短,从而确保后世子孙可以在高度的中央集权制下牢牢控制中土,奠定大秦万世基业。

从这一理想出发,秦王政当然要修筑“直道”,要修建一条牢牢控制北疆边陲的路,这条路修好了,中央不但可以实际控制边陲几十万大军,还可以建立起一道阻御来自大漠北虏威胁的屏障,而这就是咸阳宫结束“封国制”的最重要的条件之一。

北疆策略是大秦的发展策略,是未来策略,是一种理想和抱负,其基础是中土的统一,所以现在可以束之高阁,但其核心部分的“直道”修筑却和北疆镇戍有直接关系,中枢无法视而不见置之不理。

中枢部分大臣坚持原有策略,直道修筑路线从关中到晋中,再到代北,工程量不大,却可以起到控制代北的作用,但秦王政改变了主意,接受了武烈侯的意见,坚持把直道修筑路线改为从关中到北地,由北地连通代北。直道要么不修,要修就要修一条关系到大秦生死存亡的直道。

争论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因为武烈侯开始出面干涉了,他在给秦王政回书的同时,也给左右丞相隗状和王绾,给国尉麃公,给御史大夫冯劫、驷车庶长公子豹、治粟内史冯去疾、少府王戊、内史公子成等公卿大臣各自写了一份言辞恳切的信,把自己的观点结合各派系之间的矛盾、利益等等,对未来局势做了一番详细的分析,最终得出的结论就是“直道”的修筑对大秦的未来是有利的,目前虽然困难重重,没有修筑这样一条宏伟“直道”的条件,但这个策略可以定下来,可以进行前期的论证、勘探和规划,等到中土统一了,条件具备了,再修也不迟。

武烈侯在给驷车庶长公子豹的信中还特意说到了一件事,中土统一前后,咸阳因为这场空前的胜利而陷入狂欢,君臣在权力和财富面前会有迷失之危,其中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失去目标和斗志,荒yin奢侈,大兴土木,甚至为了创建空前绝后的功业而穷兵黩武,最终搞得财匮力尽,民不聊生,王国更是因此动荡不安,危机四伏。

历史上这种例子比比皆是,远古有商纣,中有周幽王,近代有吴王夫差,但忠言逆耳,这种话现在说出来非常“刺耳”,君臣都不爱听,所以武烈侯也不敢“大嘴巴”自找没趣,只能放在肚子里冷眼旁观,想方设法利用自身的权力不停地拿出发展策略,为大秦的前进指明方向,把大秦这驾飞驰的马车引向一条光明大道。

因此,修筑这样一条“直道”,虽然劳民伤财,但一定程度上却可以有效扼制君臣在统一前后的迷失,阻扰他们穷奢极侈,把有限的财富消耗在修筑陵墓、宫殿、苑林等等这些对推动大秦发展毫无益处的生活享受上。既然大兴土木不可阻止,既然肯定要劳民伤财,那倒不如修直道,修长城,南征北伐,开疆拓土,如此一来,既能让大秦君臣在统一后有更加远大的目标,又能为大秦国力的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驷车庶长公子豹看完这封信,颇有感触。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居安要思危,现在中土还没有统一,武烈侯就在考虑统一之后的事情了,老嬴家能出这么一位天才,大秦何愁不兴?

武烈侯之所以再给公子豹的信中说到这些事,是因为在他看来,大秦如果到了生死存亡之刻,最值得信任最值得依靠的还是宗室,还是血脉亲人。

老嬴家的生死存亡和大秦的生死存亡紧密一体,王国利益某种意义上就是君王和其血脉宗室的利益。在这个时代,这是一种必然,所以宗室对王国的忠诚度最高,而宗室为了维持这种利益,常常不择手段地打击对手。士卿阶层就是他们的对手,就是和他们争夺王国权力和利益的对手。

士卿们热衷于追逐权利,为了权利不惜一切代价,他们的信仰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这是孔圣人说的话,是这个时代士卿阶层的生存法则,忠诚对于他们而言还不如一坨狗屎。

大秦的统一就处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年代,一个统一思想和分裂思想大碰撞的时代,统一之后中土只有一个王国一个君主,士卿的生存空间实际上无限制缩小,他们失去了选择权,为了逐利他们就必须忠诚君王,而他们的灵魂深处则信奉“自由”,思想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这种自由放在中土就是诸侯争霸,就是诸子学术百家争鸣,就是“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侍”,就是披着“仁义”外衣下的残暴和血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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