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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1页)

比李德高明多少。他们是知识分子,镀了层莫斯科马克思主义的金,而且这层金使他们脱离了真正的中国。他们在莫斯科学到的重要知识是如何进行官僚主义派别斗争。而毛泽东和他的实干家们却大都受过战争的考验,到过山区、农村,和农民共同生活过。他们当中许多人都和毛泽东一样出身于农民家庭,了解中国,尽管他们不能随时恰当地引用马克思、列宁的辩证法语录。他们目前没有掌握实权,还是局外人,不能左右事态的发展。而毛泽东在作为一个革命者和共产主义者的生涯中,很长时期来一直是个局外人。现在,他开始意识到他人生中的重要转折就要开始了。

第六章 计谋

起初,红军都是在夜间行军。白天,战士们不是躺在樟树的树荫下就是蜷曲在桤树丛中睡大觉。行军时他们尽拣小路走。赣南和毗邻的广东都没有公路,即使有,红军也要尽量设法避开。红军是悄悄地撤出根据地的,各部队的政委后来在对战士们讲话时,还说这次“重大行动”,没有任何迹象被敌人察觉。

夜间行军倒也并不枯燥。正如一位红军干部告诉史沫特莱的那佯:“如果皓月当空,轻风拂面,夜行军也是很惬意的事。要是附近没有敌军。各个连队之间还要拉歌呢:”在长征初,红军周围往往没有重大敌情,又往往是月色皎洁,微风徐徐的好天气。

当月亮被云遮住,部队就要燃起火把行军。这种火把通常是一束劈开后又捆扎起来的竹子。有时还用松枝,还有盛满了煤油的竹筒。这时,无论是从山脚下仰视,还是从山崖俯视这条忽隐忽现、逶迤盘旋的火龙,那都是一幅美丽的图画。但是,行军并不都是那么轻松美妙的。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战士们有时在自己的背上拴上白布条子,好让后面的同志看清楚跟上来。有时在危险的小山路上夜行军,后面的同志要将双手搭在前面同志的肩上,以防偏离那条狭窄的小道。这些小道经常是很滑的,如果一个人摔倒了,后面跟着的一班人也会摔倒,搞不好,有时还会从二百英尺高的陡崖上摔下去。

一般来说,红军战士都有着非常明确的奋斗目标。宣传队又为他们加油打气。干什么,怎么干,为什么这样干,都有人告诉他们。但在长征初期却没有这样做。张盛继是在家乡江西兴国模范县参加红军的。那是一九三一年,他才十五岁。二年以后离开苏区。整个长征他都在作战。他记得一九三四年九月,他所在的部队仍驻在兴国,有一天,他看见两架国民党飞机在空中相撞,一团火球坠落在地。场面惊心动魄。一周以后,他所在部队奉命转移。他们为的是去湖南建立一个新根据地。五十年后,这位六十八岁、相貌堂堂的老战士回忆道:“当时我们对红军的困境一无所知。大家的情绪还是那么高昂,不知道后来要走那么远的路。一个晚上赶五十英里路。夺下三座县城,要是情绪不高那是干不了的。”另一位江西人叫彭海清,是个七十五岁蓄着短须的小个子。风湿病使他半瘫了,他也说,部队并不了解红军正在节节败退,也不知道正在进行长征。彭是二军团的战士,经历了蒋介石发动的所有围剿,广昌战役是他一生中所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但他不知道这一位红军打输了。至于长征,“我们还蒙在鼓里呢。”

宣传鼓动在过去的战斗中是那样有效地帮助了红军;而现在如果仍旧进行这样的宣传鼓动的话,就会产生对李德、博古、周恩来“三人团”指挥失误的激烈反感。

突围的红军摆出了奇怪的阵型。“独眼龙”刘伯承把这一队形比作皇帝的轿子。两个纵队分别由一、三军团打头阵,组成一个矩形的方阵,方阵的中间行进着总部各纵队和五千名挑着各种行李辎重的挑夫。

红军的指挥系统是复杂的。在李德、博古和周恩来“三人团”的中央军委之下有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周恩来,总政治部主任王稼祥及总参谋长刘伯承。

行进在方阵中间的两个纵队,其一是军委第一纵队,由后来的红军领导人并担任多年国防部长职务的叶剑英指挥;其二是军委第二纵队,由罗迈(李维汉)率领。罗迈的副手是共产党的保卫局长邓发。

长征开始前,每个单位都有一个代号。军委第一纵队的代号是“红安”;第二纵队叫“红章”;一军团叫“南昌”;三军团叫“福州”。

军委第一纵队下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里有最高指挥部的成员——博古、李德、周恩来、朱德和刘伯承。这个梯队的负责人是彭雪枫。第二梯队基本上是后勤部队。第二梯队有工程营、炮兵部队和野战医院。第四梯队则是干部团,陈庚和宋任穷分别担任团长、政委。中央纵队(军委第二纵队)也下分四个梯队:第一梯队是教导师,负责人是张经武;第二梯队有供应、维修、通讯、训练等部门,以及挑夫;第三梯队是贺诚领导的野战医院;第四梯队则由政府和党的官员……及一个保卫团组成,它由保卫部门负责人姚颉指挥,政委是张南生。

刘伯承把中央级队比作轿子的座椅部位,该纵队的行动不能象作战部队那样迅速,数干名挑夫和他们的重担——伤病员和老人拖了后腿。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央纵队成了沉重的锚链,拖累着行动较快的作战、部队。最后。不得不甩掉那些沉重的包袱(挑夫居然还抢着办公桌椅和文件档案)。

中央纵队受到了很好的保护,伤亡极少。出现的伤亡更多是由于敌机轰炸和偶然的事故,如惊马带着背上的人一起掉下山涧,而不是由于战斗。

在这个纵队里,当然有指挥作战行动的李德、博古和周恩来,还有毛泽东、王稼样等人,王稼祥一年多前腹部负伤至今未愈。这里还有三十泣妇女干部,她们大多数是高级指挥员和高级干部的妻子,很多人自己就是高级干部。

红军像拖着圆木的象队,转移到苏区曲面南角,从那里悄悄地越界进入白区。

十月二十一日夜,红军几呼没有遇到像样的抵抗就冲破了蒋介石的第一道碉堡防线。这条防线设在江西西南端的桃江河畔。桃江是赣江的一条支流。进入广东省境内,红军行军的方向仍旧是向西偏南。在一些人看来,这是一条奇怪的路线,因为通知下来的行军目标是向北向西前进,同二、六军团会师。

长征出师大吉,红军胜利地冲破了第一道碉堡封锁线,随后又急速向第二道封锁线挺进,并于十一月三日以同样的速度顺利通过。此后推进的速度稍有减慢,但到十一月十日,红军已全部通过尚未竣工的粤汉铁路。

这是指挥有素的旋风般的作战行动。尽管李德曾提到指挥员之间就细节问题争论不休,特别提到因为缺少地图使一军团裹足不前,耽误了时间。

长征初期的成功不是偶然的,因为周恩来通过谈判已同广东军阀陈济棠达成了一项秘密交易。在长征途中,对峙双方的军队指挥员之间进行秘而不宣的接触是屡见不鲜的。

这样做的原因很多,它符合中国传统的兵家之道。中国人是特别明智的民族,如果能够达成适当的安排,他们决不会执意非要血染沙场不可。意识形态的改变也没有能够破除这一传统。许多今日兵戎相见的人过去都曾有过密切的联系,特别是在革命运动的早期,那时他们都在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共同作战。国共两党曾有过多年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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