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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司马迁《货殖列传》

读司马迁《史记&；#8226；货殖列传》，甚感有趣，有助认识古代社会和司马迁的思想，笔记如下。

太史公曰：……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妙）论，终不能化。

司马迁认为，世俗是生活的、物质的、享受的、逸乐的，慕荣华而愿富贵，如此已经很久很久了，“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虞夏以来”，就是这样的了。

故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

以上这句话说的是，针对如此世俗，为政者的应对政策，最好的是“因之”而已。司马迁上承其父司马谈，推崇道家思想，这“因之”，该就是无为的意思。所以这篇《货殖列传》第一句话摆出的就是道家的社会理想，并且明确主张这种政策：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晚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

但司马迁很现实地看到，实行道家理想和政策的不多，或者几乎没有，他总括了一下，等而下之的共有四种政策：“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利导之，就是朝着一定方向有所引导，这一定方向，当然是认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是根据天下国家的情况或有所为或有所止的。教诲之，就是对民众来一点思想教育，这教育的内容，大约就是诸子百家所能提供出来的那些，比如孔子主张仁义，墨子主张勤俭，还有主张自私的，等等，就看你采用哪一家；如何综合利用；”治大国若烹小鲜”嘛。整齐之，就是有所管理。“最下者与之争”，最下就是最差劲的意思，情况大约相当于孟子所说的“上下交征利，国危矣”。

接下来，司马迁以自然存在的社会经济景象，对他所主张的道家体系的“自然经济观”做证明，他粗列了山西、山东，南方、北方的出产之后，说：

……此其大较也。皆中国人民所喜好，谣俗被服饮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农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宁有政教发徵期会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天下养天下人，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农家种地，地不同而作物不同，山泽有矿产林渔之利，工匠成器，商贾往来，南方有丹沙珠玑，北方多马牛羊铁，一切皆是自然形成，物价也有它或贵或贱的自然的节奏。司马迁认为对待社会经济活动，首要一条是顺其自然。这一“自然经济观”，其积极的意义是尊重地理、分工这些自然规律，进一步地从中也能引出“看不见的手”即完全市场经济的主张，在经济相对简单狭小的古代社会，这也许是够用的，所以概括古代有“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之共识，若在今日，完全任从“看不见的手”，而毫无国家掌控，则效果不好。

司马迁看出世有贫富，人皆逐利，“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壤壤，皆为利往”，千乘之主，万家之侯，百室之君，尚犹患贫，何况是普通编户之民呢？他赞成管子所说“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是秩序、道德、文化的前提、基础。

贫与富，若排除社会因素，仅从自然形成的角度看，则不存在予夺，关键在于巧与拙，“巧者有余而拙者不足”。什么是巧者呢？就是能因地制宜，化不利条件为有利因素。他举出姜太公为例，说，姜太公的封地在营丘一带，是海边盐碱地，人口少，较穷，姜太公的措施，一是“劝其女功，极技巧”，大约是种植棉花或养蚕，并且加工出好的纺织品。二是“通鱼盐”，大约是发展海洋捕捞业，还有就是盐业。看来姜太公算是盐文化的老祖。姜太公这样把经济发展起来，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口，齐国成了“冠带衣履”天下闻名的地方。后来齐国曾有一度衰退，但管子执政以后，上承姜太公的好传统，又让齐国富强起来，以至于成了春秋一霸。司马迁从经济上分析齐国崛起的历史，确实见儒家之所未见，目光深邃，言之成理。

司马迁说，越王勾践能使越国富强，与一个叫“计然”的人的经济主张有关。计然看出了当时的一些生产的和经济的规律，比如，天象与农业水旱丰歉的关系，要早作预测，比如，农业有“六岁穰，六岁旱，十二岁一大饥”的现象，也要早备措施，还要有“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的策略。谷贱伤农，谷贵病商，都不好，要调节在适当水平，比如价格“上不过八十，下不减三十”，这样达到农商俱利，令货币“行如流水”，经济自当繁荣。总之，要有一系列经济措施。司马迁没有说用这些智力，就不符合他的“自然经济观”，他并不排斥依据规律对生产和经济有所掌控，他既承认“看不见的手”，又承认“看得见的手”，他可算是古代具有“科学发展观”的人。

司马迁笔下，古代真的有个能“先富带后富”的人，就是“计然”的上级和好友范蠡。他辅佐越王勾践搞垮吴国、称霸春秋，就考虑退隐，说，“计然”给越王讲了七条经济措施，越王只用了五条，就大获成功，那是用于国，现在我何不用于自己？于是辞官，改名更姓，居于陶，自号朱公，致力于经济，成了富人，“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将这些钱分给“贫交、疏昆弟”，就连平时关系较远的人也分到了。司马迁说，“此所谓富好行其德者也”。后来范公年老，经济活动交给子孙，都发展得不错，皆有巨万之富。从此天下称富人即称“陶朱公”。范公虽富，却不存在“财产来历不明”的问题。

司马迁说，孔子的七十子之徒当中，最会致富的，是子贡，他的商队“结驷连骑”，往来天下，诸侯国君无不隆重接待。“使孔子名扬于天下者，子贡先后之也，此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就是说，孔子的扬名天下，得益于子贡的支持。从事于政治、文化、教育这些事情，经济实力的支持是一个必要条件。子贡在孔门读书时学的是言语科，却这样会致富，这也许让今天大学里汉语言文学系的师生们有点惊讶呢。

有一个与“计然”的智慧相似的人，叫白圭，他从事商业活动善于“人弃我取，人取我弃”，他也善于观天象预见水旱歉丰，做为投资的决策依据。此外，他“能薄饮食，忍嗜欲，节衣服，与用事僮仆同苦乐”。他认为他从事商业活动，如“伊尹、吕尚之谋，孙吴用兵，商鞅行法”，说，谁想跟他学习经商，如果“勇不足以决断，仁不能以取予，强不能有所守”，他是不会收其为徒的。就这样，白圭被人们奉为善于做生意的鼻祖。

司马迁全面考察叙述了中华各地的风土人情物产之后说，朝廷已有贤人在位，那么天下别的有德有才的人何处是归宿？他说，“归于富厚”。做一个廉洁的官吏，时间长了，也能富，做一个薄利的商人，时间长了，同样能富。“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致富之途，除了正常的为吏与经商，世人致富还有其它种种手段，正当的，如作战勇敢得到重赏，不正当的，如拦路劫抢，掘坟墓，做假钞。女子美容自己，不远千里不择老少投怀送抱，也是为了“奔富厚”。各行各业，以至文人墨客，不遗余力，都是为了财富。司马迁的这些观察与概括，继续为今天的现实所印证着。

司马迁计算了一下，认为，如果有马五十匹，或有牛百六十头，或有羊五百只，或有猪二百五十只，或有产鱼千石的鱼塘，或有渭川千亩竹，或有齐鲁千亩桑麻，或有蜀汉千树枣，或有带郭千亩良田，等等，这些人的富厚都相当于千户侯。人没有钱，只好出卖力气；钱少，就要多用智慧；钱多的人，就会“争时”，也就是参与商战。

“本富为上，末富次之，奸富最下”。本富，就是有爵有封之人，为官作吏，不劳而获；末富，就是从事生产和经商的人；奸富，就是钱财来路不正的人。总之，天下之人无不需要依靠着一定的经济收入而生存。如果不是真正的奇士高人，“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　（反过来说，如果是真正的奇士高人，是可以身无分文而心忧天下的。孔子也没达到这个高度，他还得靠着那么多学生才能生活，靠子贡的经济支持才能游说天下名扬四海。）

司马迁看到，人与人的一部份关系，由财富决定，“富相什则卑下之，伯则畏惮之，千则役，万则仆，物之理也。”人们仰慕财富，屈服和受奴役于财富，也是古来如此。至于求富的手段，则“农不如工，工不如商”，而“刺绣文不如倚市门”这句话，说的大约是做哪种女人，钱来得容易。至于男人，凭着筋力生产，是治生之正道，要致富，则需“用奇”，也就是非工则商，如蜀之卓氏，以炼铁致富，齐之刀氏，以逐鱼盐之利富，周之师氏以贩谷富，任氏以囤积居奇富，还有一个叫桥姚的人，富有政治头脑，长安列侯封君应征打仗，跟别人借不到钱，他却敢于放贷，平乱之后，获得了十倍之利，富上加富。这些富人，一没有爵邑俸禄，二没有弄法犯奸，他们是“与时俯仰”而获赢利的，相较于爵邑俸禄致富的“本富”，司马迁将事工经商的致富，称之为“巧”，称之为“用奇”，称之为“末富”，不是最正道最上等的路，这出于当时的“核心价值观”，继承着一种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所以，他总结这些成功之士的经验是，“以末致财，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也算是“变化有概，故足术也”的了。他还认为，哪怕是卖浆小业，磨刀小技，只要专心一意，也能致富。所以货无一定之主，富无一定之路，“能者辐凑，不肖者瓦解”，各人自己努力去吧，“千金之家比一都之君，巨万者乃与王者同乐”，前景总是诱人的。　电子书　分享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