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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部分（第1页）

，后世“梁山伯与祝英台”故事的结尾可能受其影响。这种幻想是美丽而又软弱的。《吴王小女》也是一个生死相恋的故事：吴王夫差的小女与韩重相爱，因父亲反对，气结而死。她的鬼魂与韩重同居三日，完成了夫妇之礼。故事的情调悲凉凄婉，紫玉的形象写得很美。在中国古代的爱情故事中，女性总是比男性来得热情、勇敢、执着，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

比较起来，《李寄斩蛇》和《干将莫邪》，更具有强烈的斗争精神。前者写闽中庸岭有巨蛇为祟，官府只能每年招募一名童女献祭，李寄自出应募，以她的机智和勇敢杀死大蛇。事毕，李寄对以前被蛇所食的九个女子的骷髅说：“汝曹怯弱，为蛇所害，甚可哀愍！”歌颂了英勇斗争以求生存的精神。后者写干将莫邪为楚王铸剑，三年乃成，被杀。其子赤比长大后，为父报仇。故事的后半部分写得壮烈无比：

王梦见一儿，眉间广尺，言：“欲报仇。”王即购之千金。儿闻之，亡去。入山行歌。客有逢者，谓：“子年少，何哭之甚悲耶？”曰：“吾干将莫邪子也。楚王杀吾父，吾欲报之！”客曰：“闻王购子头千金，将子头与剑来，为子报之。”儿曰：“幸甚！”即自刎，两手捧头及剑奉之，立僵。客曰：“不负子也。”于是尸乃仆。客持头往见楚王，王大喜。客曰：“此乃勇士头也，当于汤镬煮之。”王如其言。煮头三日三夕，不烂。头踔出汤中，瞋目大怒。客曰：“此儿头不烂，愿王自往临视之，是必烂也。”王即临之，客以剑拟王，王头随堕汤中。客亦自拟己头，头复堕汤中。三头俱烂，不可识别。乃分其汤肉葬之，故通名“三王墓”。

这个故事中所表现出的人民对于残暴统治者的强烈的复仇精神，是中国文学中少见的。文中写干将莫邪之子以双手持头与剑交与“客”，写他的头在镬中跃出，犹“瞋目大怒”，不但是想象奇特，更激射出震撼人心的力量。它以悲壮的美得到鲁迅的爱好，被改编为故事新编《眉间尺》。

《搜神记》中的优秀作品，其情节之完整与丰富、形象之鲜明生动，较以前的志怪小说有一定发展，已开始改变“丛残小语”、粗陈梗概的形态。其文字简洁质朴，有魏晋史家之文的特征。

《搜神记》之后，优秀的志怪书当数刘义庆的《幽明录》。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彭城（今江苏徐州）人，宋宗室，袭封临川王。他爱好文学，著述甚多，除《幽明录》外，传世还有志人小说《世说新语》。不过，这些著作当有他门下的文士参与编写。

《幽明录》亦久已散佚，鲁迅《古小说钩沉》辑有二百六十多则。它和《搜神记》不同之处，是很少采录旧籍记载，而多为晋宋时代新出的故事，并且多述普通人的奇闻异迹，虽为志怪，却有浓厚的时代色彩和生活气氛。其文字比《搜神记》显得舒展，也更富于辞采之美。这和宋代文学总的发展趋势一致。

《刘阮入天台》是一则有名的故事。写东汉时刘晨、阮肇二人入天台山迷途遇仙，居留十日，回家后已是东晋中期，遇到的是七世孙。它虽是写人仙结合，但除了末段刘、阮还乡一节，不甚渲染神异色彩而充满人情味。故事中的两个仙女，美丽多情，温柔可爱。如初见一节：

出一大溪，溪边有二女子，姿质妙绝。见二人持杯出，便笑曰：“刘、阮二郎，捉向所失流杯来。”晨、肇既不识之，缘二女便呼其姓，如似有旧，乃相见忻喜。问：“来何晚邪？”因邀还家。

这种描写，实际是对人间幸福与欢乐的追求，散发着美好的生活气息。在这方面，《卖胡粉女子》更是绝佳之作：

有人家甚富。止有一男，宠恣过常。游市，见一女子美丽，卖胡粉，爱之。无由自达，乃托买粉，日往市，得粉便去，初无所言。积渐久，女深疑之。明日复来，问曰：“君买此粉，将欲何施？”答曰：“意相爱乐，不敢自达，然恒欲相见，故假此以观姿耳。”女怅然有感，遂相许与私，克以明夕。其夜，安寝堂室，以俟女来。薄暮果到，男不胜其悦，把臂曰：“宿愿始伸于此！”欢踊遂死。女惶惧，不知所以，因遁去，明还粉店。至食时，父母怪男不起，往视已死矣。当就殡殓。发箧笥中，见百余裹胡粉，大小一积。其母曰：“杀吾儿者，必此粉也。”入市遍买胡粉，次此女，比之，手迹如先。遂执问女曰：“何杀我儿？”女闻呜咽，具以实陈。父母不信，遂以诉官。女曰：“妾岂复吝死，乞一临尸尽哀。”县令许焉。径往，抚之恸哭，曰：“不幸致此，若死魂而灵，复何恨哉！”男豁然复生，具说情状。遂为夫妇，子孙繁茂。

这个故事有许多值得注意的地方。它虽写了一个死而复生的故事，但神异色彩极为淡薄。相反，人物、情节都很贴近生活，令人有真实感。富家子每日借买胡粉以接近所爱慕之人，女子在情人猝死时惊惶失措，慌忙逃走，被发现后却毫无畏惧，决心以身相殉，这些描写，都毫无夸张，令人相信。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的私通行为，并不指责，反加赞美，肯定了人们追求幸福与快乐的权利。比照南朝民歌，可以看到时代的思想特点。此外，这故事虽不很长，但能以简练的语言写出曲折变化的情节。单慕、互爱、欢聚、猝死、寻拿、哭尸、复生，环环相扣，波澜迭起，在志怪小说中是不多见的。当然，《幽明录》中也充满了离奇的故事。如《庞阿》一则，写石氏女爱慕美男子庞阿，身不得随，精魂常于夜间来庞家，最终二人结为夫妇。这是最早的一个离魂故事，虽是离奇，抒情性却很强。还有很多鬼魅故事，也比较注意感情气氛的渲染。

总之，《幽明录》比以前的志怪小说，更注意人生情趣，也更有文学性。像《卖胡粉女子》这样的作品，已有脱离志怪、着重于人间生活的倾向。

除以上所述，较好的志怪书，还有十六国时代王嘉的《拾遗记》，多述历代遗闻；旧题陶潜所作《搜神后记》，内容与《搜神记》相仿。其中《白水素女》一篇，即民间“田螺姑娘”的传说，流传很广；梁代吴均的《续齐谐记》，也以神怪为主，文辞清丽，叙事委曲，是其所长。《阳羡书生》一则，演化佛经中的故事，幻奇之极。

志怪小说对后代文学有深远的影响。唐代传奇，首先是在志怪的基础上，加以繁衍扩展，形成着意虚构而又怪诞离奇的长篇，而后再转向人间生活。而且，在整个文学史上，志怪小说始终没有消失。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文，乃是有意识地利用志怪形式，在幻奇的故事中表现社会生活和人生情感的作品，蒲松龄《聊斋志异》可以作为代表。至于六朝志怪中的故事，为后代小说、戏剧所吸收，加以创变，推陈出新，更是不胜枚举。

第二节　志人小说

“志人”这个名目，为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所设立，与“志怪”相对而言。《中国小说史略》又说：“记人间事者已甚古，列御寇、韩非皆有录载，惟其所以录载者，列在用以喻道，韩在储以论政。若为赏心而作，则实萌芽于魏而盛大于晋。虽不免追随俗尚，或供揣摩，然要为远实用而近娱乐矣。”这里提出的观点很重要，即所谓志人小说，其写作目的，虽仍有记录史实、供人揣摩的考虑，但欣赏和娱乐的特点已经很强。

具有这种性质而时代较早的作品，有东晋葛洪假托为西汉刘歆遗书的《西京杂记》。其中《王嫱》一则写王嫱因不肯贿赂画师而远嫁匈奴的故事，为后世诗歌、小说、戏剧中常见的题材。不过，《西京杂记》虽以人事为主，但所涉较杂，而且大多数记载过于琐碎。专记人物言行的，则有东晋中期裴启的《语林》和晋宋之际郭澄之的《郭子》。二书均已散佚。

下面是《语林》残存的一则：

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

《世说新语》，原名《世说》，宋临川王刘义庆撰，是同类著作中唯一完整地保存下来、也是集大成的一种。裴、郭二书的遗文，往往又见于《世说新语》（上面所举一条就是），可见此书带有纂辑的性质。当然也有据传闻撰写的。有梁代刘峻注，引书四百余种，以博洽著称，也是珍贵的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