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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部分(第2页)

我就这样一头栽进18岁的门槛,尽管还没春暖花开。

我的腿直到春节以后才逐渐可以下地行走,那时候门口的河水已经开始解冻了,躺在床上也能听到河畔传来的妇女们的棰衣声。从后窗望出去,地里的油菜也发育良好,屋后的柳树也开始吐苞萌芽,一切迹象显示,春天来了。我18岁的春天就这样如期来临。腿好点之后,我依然上山砸石头。

祸不单行,我的腿刚好,母亲就生病了。从四五月份开始,妈妈便经常性地躺在床上呻吟了。她一会说胸口疼,一会说肚子疼,一会说胃疼,继父吼着叫她去医院看病,妈妈却倔强地躺在床上不肯去医院,也不肯吃饭,不是不想吃,是吃不下。我了解妈妈,她是在硬撑着,不想浪费钱,能挺就挺过去。农村人对待生病都是这样硬撑的。直到实在撑不过去,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去医院,往往会因为病情的加重而吃更多的苦头,花更多的钱。

那些天,妈妈的呻吟实在让人胆战心惊,每天,当我从山上回家的时候,就习惯性地远远看望自家的屋顶,如果屋顶上的烟囱在冒烟,我的心便会愉快起来,那说明妈妈起床了,她在为我们做饭了。可多半我是失望的,往往我回家的时候家里依然冰锅冷灶的,连一口开水都没有。偶尔,妈妈会有气无力地喊一声:美萍啊,我疼得架不住了。于是,我就找来汪医生,给她打一瓶生理盐水消炎,她就会安静下来。

多少次,我都劝说妈妈去医院,但她就是不答应。我也很恼火,偶然也冲“不听话”的妈妈发脾气。不是我不心疼妈妈,而是她从来都拒绝我们送她去医院看病,她心疼钱。但她不知道,她的呻吟对心疼她的亲人来说,是多么大的心灵煎熬和折磨!那时,我就有个刻骨铭心的感受:穷人,是生不起病的。

那是1987年7月1日,晚上回家,忽然没听到妈妈的呻吟了,我以为她的病情减轻了些,心情一阵轻松。没想到,我一进房间,一看到妈妈的脸,便大大地吓了一跳——妈妈的脸像一只盖了黄表纸的核桃,多皱而蜡黄。她裸露的手臂和大腿也是一片黄色,我翻开她的上衣,全身也是一片蜡黄!她蜷缩在床上,像一只垂死挣扎的猫!我一下子恐惧到极点:妈妈不会是要死了吧?

继父回来了,他也吓坏了,他在屋子里六神无主地转了一圈后,一路喊着叫着去了姑妈家。继父是个没有主心骨的人,遇到任何意外,他都会第一时间跑去姑妈家讨主意。我和妹妹美华围在妈妈床前,心如刀绞。妈妈要是死了,这个世界上,连棵值得我们姐妹俩依赖的草都没有了,还怎么往下活呢?

很快,姑父和姑妈都来了,还有汪医生。汪医生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立即下结论:是急性胆囊炎,看样子黄疸已经破了,必须马上送医院,晚了,命就难保了。

那个7月的夏夜,那个泛着浓烈汗酸臭味的夏夜,那个在妈妈的病痛中变得极其狰狞的夏夜——让我心有余悸!我、继父、姑夫和年保子(妈妈认的一个干儿子),四个人用扁担抬着沉甸甸的竹床,竹床上躺着几近昏迷的妈妈,在那个无月的深夜脚不点地地奔向市内。然而我们都忽略了至关重要的两点:一是这时已是深夜,医生也是要睡觉休息的,妈妈送到医院时不是时候;二是病重的妈妈是要住院治疗的,然而我们没有带够妈妈住院所需要的押金。继父的口袋里,只装着146元现金,这是我们家的全部家当。

所以,当我们抬了两个多小时,把妈妈终于送到芜湖铁路医院时,那个急诊室的值班医生只是面无表情地说了一句:“现在医生都下班了,只有等到明天早上八点钟上班以后才能治疗。”姑父低声下气地跟医生说:“现在病人都快不行了,求求你先治一下吧。”医生不耐烦了:“跟你说了,现在医生们都下班了,怎么给你治疗?你们带钱没?带钱了就先办住院手续吧!”父亲摸了摸口袋,跟医生说:“医生,我只带了一百多块钱,够不够?”

那个医生眼皮都没抬一下,冷冰冰地说:“住院押金300元。交齐才能住院。”继父又懵了,嗓门又大起来,还有一丝哭腔:“这可怎么办哪!这人哪里还活得了……”说着抱头蹲在了地上。竹床上,妈妈蜷缩成一团,悠长的呻吟让人气短。姑父和年保子轮流和那位医生说好话,求情,但没用。

那一刻,我恨透了没有人情味的医生。我在牙齿缝里诅咒他们的铁石心肠。后来从很多媒体中知道,中国的很多医院都是这种德行,中国有很多穷人就活活病死在医院的大门外。那个年代,没有一家医院把救死扶伤看作天职,那只是病人们一相情愿的美好愿望而已。

求医生无果,父亲和姑父只好回去筹钱了,父亲把146元现金塞到我手里,嘱咐我医生一上班,就先给妈妈看病。他们走了,我和年保子守着缩成一团的妈妈,在医院的走廊上,从天黑等到天亮。那夜似乎特别漫长,有种从地狱等待天堂的感觉。我不停地凑在妈妈耳边说:再忍忍吧,快天亮了,医生就要上班了,你就快有救了……等到天亮时,妈妈已经气若游丝,脸色黄得可怕,手脚冰凉。

好不容易,医院里的白大褂们多了起来,我再次跑进急诊室,有位年纪较长的医生正在水池边洗手,我像抓到一根救命稻草,眼泪“哗”地涌出眼眶,泣不成声地对那位医生说:“医生,我妈妈快死了,你快救救她吧!”真是谢天谢地,这位医生总算有些仁善之心,他问了一下妈妈的基本情况,就随我来到妈妈身边。躺在急救室门外的妈妈已经昏迷了,老医生用手翻开妈妈的眼皮看了看,“病人是急性胆囊炎,黄疸已经破裂,生命垂危!”老医生皱着眉头说。他转而问我:“谁是病人家属?你?你家大人呢?”

“回去取钱了。”我抹着眼泪凄惶地回答。

“你们没带钱?那病人无法住院啊!”老医生一脸无奈。我急了,双膝一软,就跪了地上,成串的眼泪随之跌落尘埃。我顾不得羞涩或难为情了,此时此刻,只要能救妈妈,让我磕破脑袋我都愿意。我哭着对医生说:“医生,求求你先救我妈妈吧,我爸爸早些年得病死了,现在妈妈又病成这样,她要死了,我和妹妹也活不成了……”我生平跪过两次,一次是多年前,求继父带我来安徽而下跪过,我在冰冷的地上跪了两个小时。而这次,是为妈妈的生命而跪的,这两次下跪都让我刻骨铭心。

老医生犹豫了一下,果断地一挥手:“先把你妈妈送进病房,打针消炎。钱来了赶快交到财务室。”老医生原来是外科主任,一句话解决了所有问题。在老医生的指点下,我先去医院的财务室交掉了146元钱,终于将妈妈送进了病房。

一群医生很快对妈妈的身体进行了检查,从医生们神色严峻的交流中,我知道了妈妈的情况十分不妙,她身体极其虚弱,又贫血,且还发着烧,人呈半昏迷状态,如果现在手术,会有生命危险。最保险的疗法就是先退烧消炎,然后看情况再动手术。

接下来的十多天,妈妈每天在生死边缘挣扎,因为没钱交医疗费,医生们对妈妈不是特别关注。我每天催促医生们给妈妈做手术,医生两手一摊:你们还没交够钱,怎么动啊?

直到7月12日,继父借了500元高利贷,总算可以把妈妈送上手术台了。可是,正准备给妈妈做手术时,医生又发现她血压太低,手术过程中至少需要要输两袋血,所以还需要补交300元。继父只得又垂头丧气地回去筹钱。医生一再叮嘱一定要在13日上午将钱补齐,病人必须马上手术了。

7月13日上午,医生决定为妈妈做手术,因为妈妈的病情已经不能再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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