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部队被红军消灭或打败,上岗查哨的官兵,夜夜都能听到女人凄凉、绝望的号哭声,令人惨不忍闻。
这样凄惨的景象不仅震撼着张学良和东北军,也震动了当地居民和杨虎城将军。
各方面都给予东北军家属大力的安慰和帮助。
15。大抗战拉开了幕布(5)
17路军的将士拿出钱、粮和衣物进行慰问。
老百姓,尤其是那些老婆婆,拿着自己攒下的鸡蛋送给东北军的眷属们吃。
劳动人民的深厚感情,使东北军将士深深感到祖国同胞情谊的温暖,同时也激起了对蒋介石投降卖国、“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不满。
有的大声说:“他们说共产党是赤化,赤化有什么可怕?这样下去,老子绿化也干!”这种军民一致的思想情感,成为以后东北军和西北军相互合作、促成“西安事变”的群众基础。
中共中央来到陕北后,即通过南汉宸、汪锋、王炳南等多种渠道进一步做争取杨虎城的工作。
毛泽东还派红26军政委、陕西省地下省委兼军委委员汪锋带去他亲笔写的信,与杨虎城谈判,并与杨虎城达成四项协议:第一,在共同抗日原则下,红军愿与17路军建立抗日友好互不侵犯协定,双方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必要时可以事先通知,放空枪,打假仗,以应付环境。
第二,双方可以互派代表,设立电台,互通情报。
第三,17路军在适当地点设立交通站,帮助红军运输必要的物资和掩护中共人员往来。
第四,双方同时做抗日准备工作,先从部队进行抗日教育开始。
张学良与杨虎城都知道对方与共产党有联系,但又都不敢说出来,只是进行一些试探性的谈话,彼此心照不宣。
高崇民到西安后,在张学良的示意下,才疏通了关系,消除了误会。
从此二人肝胆相照,为抗日救国携手合作。
张学良和杨虎城为说服蒋介石抗日,对蒋多次进行劝谏、苦谏和哭谏。
张学良甚至向蒋介石跪下,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的厉声回答:“是我服从你呢?还是你服从我?”1936年11月1日,张学良去洛阳参加洛阳军校纪念会,蒋介石针对张学良和杨虎城联共抗日的主张,杀气腾腾地说:“勾结日本者是汉奸,勾结共产党也是汉奸!”在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与红军联系共同抗日时,国民党军统和中统特务早已在暗中窥视。
“剿共”政训处长很快就获得了这一重要情报,并亲自乘飞机到广州向蒋介石告发。
蒋介石听后大为震动。
他感到,如张学良、杨虎城与红军之密谋实现,“剿共”大业将前功尽弃,这将直接关系到他的统治和一生的成败。
他决心继续推行“先安内后攘外”、“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政策。
他认为,红军残部窜至陕北,经过休整和补充,也不过3万人。
而他调集30万大军、200架飞机易如反掌。
他还拥有毒气弹,在两三个月内就可以将共军大部消灭在陕北。
如果一小部分渡过黄河,到达蒙古沙漠地区,他再控制黄河,用兵围剿,红军插翅难逃。
到那时,红军让我收编,我也最多收编5000人。
至于张、杨二人,他自信他们还不敢不服从他的命令。
如不听令,他立即就将他们调离西北,然后再找机会收拾他们。
主意已定,他在两广事变结束后,立即于10月22日飞赴西安。
他初到西安,为了摸清张、杨的底细,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要张、杨和邵力子等陪他登华山,游终南,然后听张、杨对“剿共”的意见。
这期间,他到张学良办的王曲训练团,以领袖身份训了一次话。
他说:“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危害也最急,日本离我们很远,危害尚缓。
如果远近不分、缓急不辨,不积极剿共,而轻言抗日,便是是非不明、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
那样在家是不孝,为国是不忠,不忠不孝,便不能算一个革命军人。
国家有法律、纪律在,对这种不忠不孝的军人是予以制裁的。“
当时东北军中的抗日呼声甚高,不愿与红军作战。
王曲训练团又是张、杨为抗日培养军事干部的场所,所以军官们听了蒋介石的讲话,莫名其妙,十分气愤。
会场上顿时咳嗽声、跺脚声、用脚擦地声、低语声响成一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