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则,是荆轲好友乐师高渐离的曲折行踪。
《史记·刺客列传》云:秦国统一天下而秦王称始皇帝后,秦国追捕太子丹与荆轲的昔年追随者。这些人,都纷纷逃亡隐匿了。高渐离更改姓名,在旧赵国的宋子城宋子城,赵国城邑,今河北赵县(旧谓赵州)以北地带。一家酒铺做了仆役。一日,听得店主家堂上有击筑之声,高渐离彷徨徘徊,久久不愿离去,情不自禁地评论说:“筑声有善处,诸多处尚有不善也!”旁边仆役将高渐离的话说给了主人。主人大奇,于是邀集宾朋,召高渐离于厅堂击筑。一击之下,主人客人都是大加称赞,立即赏赐了高渐离许多酒肉。高渐离寻思长久藏匿而不能见人,终无尽头,遂到自己小屋取出木箱中的筑,换上了压在箱底的唯一一套旧时锦衣,重新回到了厅堂。高渐离的举止气度,使举座主客大为惊讶,一齐作礼,尊高渐离为上客。高渐离肃然就座,重新击筑高歌,举座宾客无不感奋唏嘘。故事渐渐流传开来,有人便说:“此人,高渐离也!”
高渐离的行踪,被人禀报给了咸阳。始皇帝爱惜高渐离善击筑,念其是天下闻名的大乐师,于是特意赦免了高渐离追随荆轲的死罪,下令将高渐离解到了咸阳。抵达咸阳,秦始皇下令将高渐离处以矐目之刑,也就是以马尿熏其双目而使失明。矐目之后,高渐离被留在咸阳皇宫做了乐师。每次击筑,始皇帝都大加赞赏。日久,始皇帝听高渐离击筑时,坐得越来越近了。一日,高渐离击筑之时,始皇帝听得入神,高渐离突然举起灌了铅的大筑猛然砸向始皇帝。传闻与史书中,都没说嬴政如何闪避,终归是高渐离没有击中始皇帝。于是,高渐离最终还是被处死了。据说,从此之后,秦皇帝终身不复见山东六国人士了。
如此等等,皆为刺秦余波,皆为后话。
话说刺秦事件后三日,秦国君臣重新朝会,议决对燕新方略。朝会伊始,李斯便对自己的大朝会部署深切痛悔,自请贬黜。秦王嬴政却连连摇头,拍案感喟道:“先生之策,唯以天下大局为计,何错之有哉?鼠窃狗偷之辈,世间多矣!若一味防范,闭门塞人,何能一天下也?国家长策大略,因一刺客而变,未尝闻也!”秦王这一番话语,使大臣们万般感慨,李斯更是唏嘘流涕不已。议及善后具体事宜,李斯以执事大臣名义,提出对侍医夏无且与赵高论功行赏,诸臣无不赞同。秦王嬴政当即拍案,赏赐夏无且黄金二百镒,晋爵两级。赏赐夏无且完毕,嬴政淡淡一笑道:“赵高,不说了,已经是中车府令了。内侍为官,到此足矣!”见秦王于此等重大事件之后犹能节制有度,大臣们一番感慨,也便默认了。
不料,旁边侍立的赵高却猛然扑倒在王案前,重重叩头高声道:“君上始呼臣之正名,臣永世铭刻在心——”一时,大臣们无不惊讶,这才想起了方才秦王确实说了“赵高”两字,而在既往,秦王从来将赵高呼为“小高子”的。今秦王不呼小高子,而称其正名赵高,是无意之举,还是以独有方式宣示庙堂:中车府令赵高,从此也是秦国大臣了?再一想,赵高叩拜,秦王也没有说甚,而只是笑了笑,便可能是无意有意间了;只这赵高心思透亮,立即以谢恩之法,使大臣们明白了此中意蕴,也实在是机灵过甚了。
嬴政转了话题,开始了对燕方略的会商。
次日,李斯率领一支精锐飞骑兼程北上,赶赴易水大营去了。
五、易水之西 战云再度密布
幕府聚将完毕,王翦独自走进了河谷柳林。
令王翦思绪难平者,灭国长策终究是明晰地确立了。还在顿弱与咸阳之间快马信使穿梭往来时,王翦便上书秦王,申述了自己的评判。王翦着意提醒秦王:燕国是有八百年根基的西周老诸侯,其傲慢矜持天下闻名,不可能真正臣服于秦国;邦交斡旋可也,不能过于当真,更不能因此而松懈国人战心。上书中,王翦举出了燕国对待赵国的先例:“以赵国之强力抗秦,以赵国之屏障山东,燕国尚不记赵恩,屡屡背后发难。如此昏政庙堂,何能臣服于老诸侯眼中之蛮夷秦国也?贫弱而骄矜,昏昧而疯痴,燕人为政之风也!君上深思之。”
然则,秦王虽然并没有下令中止战事,却来了一道“攻燕之战,随时待命”的王书。对王翦的上书,秦王也没有如同既往那般认真回书作答。显然,秦王是有着别样方略的。王翦也明白,秦王的方略,一定是与在国大臣们一起会商的,不会是心血来潮之举。但是,王翦还是怅然若有所失。这种失落,与其说是自己主张未被秦王接纳而生出的郁闷,毋宁说是对未来灭国大战有可能出现的波折而生出的隐忧。身为秦王赢政之世的秦国上将军,王翦的天下之心,已经超越了前代的司马错与白起。也就是说,王翦筹划秦国征战,已经不再是司马错白起时期的攻城略地之战,而是一统天下的灭国之战了。以战国话语说,此乃长策大略之别也。用今人话语说,这是战争所达成的政治目标的不同。
目标不同,必然决定着战争方式的不同。
从大处说,这种不同主要在于三处:其一,攻城下地而不坏敌国。此前,包括秦国在内的各国间的所有战事,都带有破坏敌国根基的使命。司马错破六国合纵,焚毁天下第一粮仓敖仓;白起攻楚,火烧彝陵;乐毅破齐,尽掠齐国财货……凡此等等,皆为战国兵争之典型也。从战事角度说,这种仗顾忌少,得利明显,在同样条件下好打许多。而王翦麾下的今日秦军则不然,所攻邦国的城池土地人民,实际便是日后与自己同处一个国家的城池土地人民。如此,自然不能无所顾忌地烧杀抢掠。此等不同,必然须得以改变种种战法,并重新建立军法,来实现这种由掠夺战向灭国战的转变,其中艰难,自不待言。
其二,击溃敌军,而未必全歼敌军。秦为耕战之国,以斩首记功的律法,已经延续一百余年。此等律法之基础,固然在于激励士卒战心,同时,也在强烈地强调一种战法——完全彻底的斩首歼灭战!长平大战,白起大军一举摧毁赵军五十余万,俘获二十余万而坑杀之。其根本,深藏在这种全歼敌军的酷烈战法之中。而今日秦军,却不能如此了。理由只有一个,所有作战国的军兵人口,都将是秦国臣民,都将是未来一统大国的可贵人力,恣意杀戮,只能适得其反,给未来一统大国留下无穷后患。这一变化,对素以斩首歼灭战为根基的秦军,其难度是异常巨大的。
其三,不能避战,必须求战。历来战事,多以种种因素决定能否开战。若对己方不利,则应多方寻求避战。然则,一统天下之战不同,无论敌国是否好打,都必须打。不能摧毁敌国之抵抗力,则敌国必然不会自己降服。唯其如此,不经大战而能灭国,亘古未闻也!兵法所云之“不战而屈人之兵,上之上也”,在相互对抗的局部战事中,这是有可能实现的。譬如以强兵压境,迫使对方不敢大战而割地求和等等。然在灭国之战中,事实上是不可行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国家灭亡而又企图使其放弃最后的抵抗,至少,亘古至今尚无成例。夏商周三代以来,没有不战而能一统天下者,而只有经过真实较量打出来的一统天下。
在秦国君臣之中,可以说,王翦是第一个清醒地看到这种种不同的。
“灭国必战,战而有度。”这是王翦对大将们宣示的八字方略。
自灭赵大战之后,王翦已经是天下公认的名将了。作为战国兵家的最后一个大师,尉缭子曾经备细揣摩了王翦在秦军中的种种举措,深有感喟道:“王翦之将才,与其说在战场制胜,毋宁说在军中变法也!有度而战,谈何容易!”以后来被证明的史实说话:秦一天下,王翦三战,灭赵灭燕灭楚,恰恰是最为关键的三次大战;赵最强,燕最老,楚最大;三次大战,王翦都以其独有的强毅、坚韧、细腻的战法顺利灭国。不战则已,战则没有一次惊心动魄的大反复。这是后话。
面临燕国局势,王翦所忧者,在于秦国庙堂对“灭国必战”尚无清醒决断。王翦很清楚,由于燕国热诚谦恭,献地献人加称臣,使秦王与李斯尉缭等一班用事大臣,不期然生出了另外一种期冀实现的谋划:以燕国不经兵戈而臣服,给天下一个垂范警示——只要各国能如燕国这般臣服,便可保留部分封地,以邦国的形式存留社稷!当王翦接到待命王书,也知道了秦王将以春朝九宾大礼接受燕国称臣盟约时,闪过心头的第一个想法便是:秦王有怀柔天下之意了,如此可行么?此等疑虑,王翦并没有再度上书申明,他觉得应该看看再说。毕竟,秦王与王绾、李斯、慰橼等一班庙堂运筹君臣,都不是轻易决策之庸才,如此部署,或可能有意料不到的奇效。再说,驻守北边的蒙恬也没有信使与他会商。这说明,蒙恬是没有异议的。既然如此,等得几个月无妨。无论如何,在秋季最佳的用兵季节到来之前,必然会有定论的。
可是,事情竟迅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荆轲赴秦,途经易水,太子丹率心腹白衣白冠送别的秘密情形,王翦的反间营探听得一清二楚。当时,王翦对此事的评判是:燕太子丹臣服秦国而保存社稷,很可能只是与这个上卿荆轲的密谋,未必得到燕王喜与一班元老世族之首肯,故有秘密送别之行,故有壮烈悲歌之声。果真如此,燕国庙堂不久必有内乱,不妨静观以待。不想,荆轲离开易水南下,仅仅旬日之间,咸阳便有快马特使兼程飞来,向王翦知会了一个惊人消息:燕使荆轲,昨日行刺秦王,已经被当场处死!攻燕大军立即做好战事准备,秦王特使不日便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