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期大多鼓励人口增长。
儒家,黄老家,皆是如此。
但也有不同的观念者,比如商鞅就理性地看到了人口与土地之间存在着矛盾,强调人与地的对比关系,而且这家伙还特别注重人口调查,可谓是历史上组织全国范围人口调查的第一人。
然后,韩非子则在商鞅的基础上,进一步地把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视为『民争』的根源,表示『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民众货财寡,事力劳而供养薄,故民争,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
然后韩非子也是光有意见没建议,他有『民争』的忧虑,说是『虽倍赏累罚而不免于乱』,结果另外一方面又主张通过法制来制止『民争』。
到了唐代的时候,作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则表示人口与其相生相养论有密切联系。韩愈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不是自给自足的,而是要依靠彼此之间相生相养,如果有人不能用自己的劳动,为他人提供所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则他对社会就是无益的。
依照这种理论基础,韩愈进一步地将人口将原本的『四民』,按其职业分成了『六民』,并且认为农、工、商三民是彼此相生相养的,为社会所需要。然后士是治人者,由别人供养是天经地义的,也是对社会有益的人。而所谓僧、道二民,则不从事农工商等经济活动,却需要农工商供养,实质上是一种过剩的人口……
从某个角度上来看,是不是从韩愈的唐代开始,就已经有了『精英』执政的味道?
为本阶级带盐么,人都要恰饭么,有什么问题?
可是华夏真正想要强大,是能靠单一的阶层么?
尤其是靠那些所谓『精英』阶层?
天寒地冻的,水确实太凉了,但是头皮么,还是可以凉快一下,这矛盾么?
什么才是『士』?
那是『土』的变形啊!
当然,也不是没有眼光卓越的『士』,比如元代之时的马端临,就是华夏历史上首次明确提出人口质量问题,并论述了其重要经济意义的人。他表示,『古者户口少而皆才智之人,后世生齿繁而多窳惰之辈。钧是人也。古之人,方其为士,则道问学;及其为农,则力稼穑;及其为兵,则善战阵。投之所向,无不如意。是以千里之邦,万家之聚,皆足以世守其国而扞城其民,民众则其国强,民寡则其国弱,盖当时国之与立者,民也。』
虽然说马端临之言,未必没有借题发挥,抒发心中郁闷之情,但也是华夏人口思想发展过程当中的一个重要进步,要数量,也要质量,否则那些整天不着调的说一些混账话的痴呆之士,就算是再多,又能有什么好作用?
台下众人,虽然听闻斐潜说什么言者无罪,但是在当下明显是要以此论来正名的时候,跳出来和斐潜做对显然并不是什么好主意,所以即便是斐潜让众人畅所欲言,可依旧是沉默一片。
斐潜看了看种劼。
种劼轻轻咳嗽一声,然后拱手说道:『有百亩之田,所出足以食十人。今有五人焉,其国策之易也,足以养此五士矣。若口增二十,而田之所出,仅足以养十五,虽有经天纬地之才,亦难逃饥馑之苦,甚或饿殍遍野是也。虽有田增之术,然术增之有限,人增之无垠。民增故喜,然田非欲也,若田之不承,故可奈何之?』
斐潜点了点头,『大祭酒所言甚是。』
『单以农而论,田亩之数有限,而人生之口益增,以有限之田亩产养骤增之人丁,自是不可也。』
『既有此问,理当解之。』
『那么,何人可解?』斐潜环视一周,温和笑道,『可是令农自解?亩产定数,口算岁增。故民匿生者,夭折婴孩,以免口算。』
『故农之困顿,当士以解。』斐潜斩钉截铁的说道,『然今山东之士,又是如何?唯知税役而已。』
大汉赋税粗糙,甚至可以说即便是到了后世,税收制度依旧不尽如人意。原本应该是起到社会调节和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税收,结果呢?越有钱的越是逃税避税,而越是没钱的,则是被各个环节当中转嫁的税收压得喘不过气来。
比如大米立减国的感谢蓝莓税,税,切面包税,热汤税,雕刻南瓜税……
至于其他国家么,嗯,咳咳……
『为求赋税口算,必有严律。蠹吏上下其手,乡绅巧夺民脂。』斐潜说道,『非田不足以养人也,乃政不足生民也。故民怨横生,法令难行。下视上者鄙,上视下者贱,』
『是故,山东之贼,驱民而死,以战而减口,此乃绝户之术也,如当下河东之难。』
『常有闻大义之所谓,曰民之重也,然则待其政甚苛,岂非实视其如草芥乎?苟政失其道,民怨沸腾,国将不国。故,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
『今若有贼,以政之苛,害于百姓,是自绝于天子,自绝于大汉,自绝于天下也!』
没错,斐潜不想要再用什么『清君侧,救黎民,扶乾坤』等老掉牙的名义来进行战争,也不想要让自己和老曹同学的争斗,沦为诸侯和诸侯之间的勾心斗角,变成所谓的圈子竞争。
在斐潜早期,喊一喊这些口号,没有什么关系,因为那个时候大家都这么喊,如果说斐潜喊一个为什么服务的口号,说不得当场就吓摊一堆人……
而在当下就不一样了。
很明显,斐潜需要提出一个和山东道路完全不一样的方向来,而类似于山东之辈喊的那些大义,斐潜就不能用,就算是勉强用了,也没有任何的意义。
虽然说对于春秋无义战,众人已经有了共识,但是不能说就知道『无义』,便去装出一副『大义』来挂在脸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