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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那正是安徽省各地人民公社掀起“农业学大寨”高潮的时候，开始了对农村集镇的管制，本来就地处偏僻的小岗人，到板桥和小溪河赶集也遭到了严格的控制，已经严格到每队每集只准三个人去集市，这给小岗人的生活带来极大的困难。自留地先是被没收，后来每人只许有五厘，就那丁点儿地，地里种什么、种多少，也受到限制。小岗人不得不各找活路，有的就悄悄搞起了家庭副业。搞副业，大多数人家也喂不起猪，只能喂鸡。那时是：“红芋干是主粮，鸡屁股成银行”，小岗人就指望能到集市上卖几个鸡蛋，　换回点油盐酱醋的零用钱。谁知学大寨后，喂鸡也被严格规定，每户只许喂一只两只，超过就会被“充公”；鸡蛋也只准自己吃，严禁拿到集上卖。当时的小岗人抵触情绪特别大，为帮助小岗人“学大寨”，公社人保组张组长亲自带队，领着一个由十八个干部参加的工作组，进驻小岗。

那时的小岗只有十九户人家，除一户单身汉，每户便摊到了一个工作组成员。张组长进村就说了狠话：“你们小岗再走资本主义道路不行了，往后我们要左手牵着你们的鼻子，右手拿着无产阶级的刀、无产阶级的枪、无产阶级的鞭子，非把你们赶到社会主义道路上不可！”

结果，十八个工作组成员在小岗村翻江倒海地折腾了一年，没把小岗人“赶到社会主义道路”上，反倒粮食大减产，出去要饭的人更多了。

这以后，公社又把供销社主任、信用社主任、粮站站长和煤建公司经理派进来，这些都是有权有钱的主儿，但他们来了却没给小岗人带来一点儿实际好处，依然是“割资本主义尾巴”，一样的挑动群众斗群众，最后，人心斗散了，土地斗荒了，社员斗得更穷了，集体的财产斗空了。

当时小岗生产队队长严立忠，只因讲了一句“现在小岗村全队收的粮食还不如我家从前一家收的多”——其实他讲的是句实话，却被工作组五花大绑捆起来拉到公社开会批斗。

严立忠被五花大绑捆走的时候，严宏昌感到了极度的绝望。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对他的打击更大，已有身孕的妻子段永霞，在外出讨饭时被警察抓到，强行遣送回家。为了这个家，为了未来的孩子，他终于下定了决心，选择了出走。

走的那天，他第一次真切地感觉到了心中的疼痛，强忍着，才没让在眼眶中打转的泪水流出来。走到村头时，心里发了誓：这一辈子，就是亡命天涯，也不再当农民！

他在余山的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时，传来了喜得贵子的消息。这给他漂泊的生活平添了不少欣慰。按照严家的辈份，这一代应该是“德”字辈，妻子段永霞却破了祖上的规矩，说：“生他的时候，孩子爸在余山干活，就叫‘严余山’吧！”

严宏昌听说后，只觉得有一股烫人的热流，猛地从心间柔软处掠过，他很是感动。从孩子的名字上，他不光感受到一种牵挂，还清楚地知道了，妻子默认了他的这种选择，宁愿一个人留在村里苦熬苦拼，也支持他别再回头，就在外面闯荡。余山！——给了他人生第一份可以自由自在的、人模人样的工作！

一辈子不再当农民（4）

严宏昌算了算，一九七三年出生的严余山，和他一个属性，都属牛。严余山生下来时，把段永霞吓了一跳：“浑身就是些皮和骨头，细细的腿，弯曲着，盘错着，活像是一个蛤蟆。”因为先天性营养不良，儿子的肚皮跟塑料膜一样薄，几乎看得清里面的五脏六腑。但严宏昌却认定：这是个好兆头！

“严家一下有了两头牛，要是将来再来一头，严家就‘犇’（奔）起来了！”

他先是去当壮工，卖劳力，在石门山抬大土、码石头，边干边看边钻研，很快被提升为技术工人，学会了识图和绘图，接着就当上了“包工头”，在管店、临淮关、县硅厂承接工程。再后来，越干，越心灵手巧；工程，也越接越大，揽下了蚌埠铁路分局、凤阳县矿管局、县法院和县民劳局的一些工程项目。

人虽离开了小岗，严宏昌的心却时时牵挂着家里，也牵挂着村里的乡亲们。就在他愤而出走之后，和严宏昌一样，也是小溪河中学毕业的严金昌，被推选为小岗生产队的队长。

当了队长的严金昌，眼看着小岗人每到冬闲或是春荒，都要成群结队跑到外面讨饭，就决心干出一个样子来。但是，不行呀。他虽说是队长，队里种啥庄稼，怎样种，还是县里公社下来的“农业学大寨”工作组在当家，他也只有吹哨子下田的权力。小岗明明塘坝少，水利条件差，工作组却硬是要小岗人种水稻，结果落得个光种不收。不能再指望种田了，只有打别的主意，严金昌就起早贪黑，在荒岗上栽上十多棵柿子树，又省吃俭用养了三只羊和一头老母猪，还在自家分到的四分五厘大的小菜园子里种上了生姜、辣椒、大葱，这样一年忙下来，竟有了*百块钱的收入。看上去收入不少，可他是一个九口之家呀，一家人要吃，要喝，要穿，要戴，还要供几个孩子上学，那点钱也仅够维持最低的生活水平，可以不再出去讨饭了，谁知他却因为个人的家庭副业收入超出了集体的收入，被工作组定为“资产阶级暴发户”，撤了队长的职务不说，还被拉到大队和公社批判了三四场，并被罚去“强劳”（指强制劳动）。

严金昌不服，他说：“你们光见鱼喝水，不看鳃里漏。”他把全家九口人的花销一笔一笔算给工作组听。没人听他的申辩。当时的政治口号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房前屋后可以长荒草，绝不允许种出一葱一蒜来，他严金昌不是“贼胆”太大了么！

严金昌的队长职务被撸后，工作组任命关友德接任。关友德是个一人吃饱全家不饿的单身汉，他既不要自留地，也不曾养猪喂鸡，赤贫如洗，年年就靠唱“莲花落”四处乞讨为生。工作组却表扬他是全队的“无产阶级典型”。

严金昌气愤地说：“就我一家人不讨饭，还定成了‘暴发户’，往后家家户户全喝西北风，就都成‘无产阶级’了！”

其实，批判严金昌，这是“杀猴给鸡看”。因为小岗村偷偷摸摸在搞家庭副业的，大有人在：严俊昌和严学昌都弹得一手好棉花；严立学、*、严凤鳌全是炸馓子、磨豆腐的高手；严家太逮鱼摸虾那是远近闻名的；韩国云、关友申早就被大家唤作“小石匠”和“小炉匠”；严美昌和严立华则凭着拉二胡、唱小曲卖艺就可养家糊口。现在，这些人一个个噤若寒蝉，都不敢再干了。

一辈子不再当农民（5）

工作组说：“无产者，就该一无所有！”

小岗人不服气，有的赌气说：“我们啥都是社里的、队里的，长在嘴巴里的牙，总是自个的！”

工作组立刻纠正道：“牙也不是你的，想拔就拔！”

严宏昌听到村里的这些故事，越发为自己的出走感到侥幸。当然，他也发现，自打安徽省委被改组，万里成了省委第一书记，农业学大寨那一套被丢开了，特别是随着省委《六条》的下达，小岗生产队有了自己的自主权，还开始实行了“分组作业、以产计工”，小岗人的日子好过多了。

眼看着小岗人刚过了一个喜庆的一九七八年的春节，三月旱象便悄然而至。五六月，正是小麦需要灌浆的时候，连刮了十天干热风，温度一下上升到摄氏三十四度。早稻正待扬花呢，又刮了半个多月的西南风，气温就停留在了四十到四十二度下不来。八月，旱情便开始笼罩安徽全境。及至九月，百年不遇的大旱在持续了六个月之后，就将所有的沟塘围堰都蒸得干涸了，大别山区五大水库全处于死库容以下，新安江、清弋江、秋浦河相继断流，偌大的一条淮河，也眼见就要枯竭。田野上一派肃杀之状，不时会发现有麻雀、野兔甚至老鳖渴死在路上。

老书记王光宇在为我们回忆那段艰难岁月时，虽事隔三十年，却依然满脸惊悚。他说，当时他刚出访日本归来，一点不敢耽搁就投入抗旱。他站在嘉山县明东公社的山岗上，看到一大片长势良好的春玉米刚刚出穗，却在高温袭击下枯焦了，由金黄色变成了霜白色，他不禁落下了眼泪。他说：“从未见旱得这么厉害，巢湖都干了，可以走汽车了。”

小岗村本就在“江淮屋脊”之上，平日便严重缺水，现在大秋作物成片枯死，远看还好像是青绿色，用手指一捏尽成粉末。田地龟裂，麦子点不下去；晚稻因为没水更无法插秧。很快，人畜用水也变得十分危急了。

严宏昌震惊了。

还让他意外的是，这时家里悄悄给他递来个口信，说梨园公社党委书记张明楼，正在到处打听他的地址，已经知道他正在县城的轧花厂承包工程，这两天就要到工地来找他。

他当然清楚，农民进城，一直就被看做是“盲流”。承包工程，更是非法的，被称作是“黑包工”。公社书记亲自出面，准没有好事，只能说明问题的严重。

他心慌意乱地躲了几天，让张明楼扑了空。

可是，紧接着，家里又带话过来，生产队将他每月缴队里的十五元，涨到了四十元。只隔几天，又涨到一百元。他猜想，这还是公社书记在起作用，使出这一招，也是在“逼”他回村。

他自打离开小岗，压根儿就没想过要回去；他这是哑巴吃秤砣，铁了心，发誓一辈子不再当“社员”，除非把他五花大绑硬抬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