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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2页）

他们说：“中国不应抗日，应先武力统一”，又说：“只有打倒国民党，才能得到抗日胜利。”这不是挑拨内战吗？

他们又说：“共产党所号召的统一战线，不过是一种欺骗抗日的手段。”这不是离间吗？

又说：“应和敌人妥协，延长时间，多做准备。”这不是不抵抗吗？

总起来说，他们说这些话，是破坏团结，叫我们投降敌人。

我们要想抗日胜利，必须彻底肃清托匪。

“肃托”的文件传达到山东和苏鲁豫边区，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湖西的“肃托”，首先从区党委下属的湖边地委搞了起来。

湖边地委就设在山东鱼台县谷亭镇。

为了适应抗日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需要，湖边地委开办了一个干部学校，组织一些爱国小知识分子学习。干校挂名负责的是地委宣传部长袁汝哲，而日常工作则由教员魏定远具体负责。

魏定远是河南南阳人，早年随叔父到杞县大同中学读书，思想比较进步，他与穆青等同学一起搞学生爱国运动，在国文教师姚雪垠的指导下创办了进步刊物《群鸥》。“七。七事变”后，他与穆青一同奔赴延安参加了“民先”组织。不久，由“民先”负责人夏秋水介绍来山东工作。他带领其他七人到了菏泽附近，因徐州失陷，经李毅等动员，便到了单县加入了王须仁所在的第二游击司令部。1939年春，他被调到湖边地委干校当教员，时年22岁，因负责干校领导工作，平时人们都叫他“魏校长”。

干校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军政教育较差。来干校学习的学员绝大多数是爱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抗日热情很高，有为国捐躯的志愿，但又缺乏无产阶级革命队伍必要的组织纪律性，思想浮动大，在学员中自发组织了文艺团体，写文章，写诗歌，发表自己对时局的看法，并经常向区党委的报纸《团结报》投稿。

1939年6――7月间，干校学员面临毕业分配问题，展开了“要不要服从组织分配，到自己不愿去的地方或单位工作”的讨论。当时校内自由主义倾向较为严重，丰县、沛县、砀山等县来的一些学员都要求回家乡工作，不愿统一分配。

有一些学员、特别是安徽沛县来的知识青年不愿留在湖边工作，想回家乡去，便提　出“哪里来就回哪里去”的要求，并组织了“同乡会”，负责日常工作的非党教师魏定远，正巧在沛县工作过，也觉得他们的要求并不过分。

距谷亭镇二十几里地的大田家村地委干部学校是一片躁动。

湖边地委领导得知此情后，大为惊慌，以为这是阶级敌人在搞鬼，必须马上追查清楚。此时地委书记李毅正患疟疾，就将此事交给了地委组织部长王须仁进行调查处理。调查中发现，带头不服从分配的是沛县学员，不愿意留湖边工作，要回沛县去。

魏定远对学员的议论持支持态度，加上他曾在沛县工作过，与某些沛县学员较熟。

王须仁经过一番“调查”后，便王须仁捕风捉影，罗织罪名，将学员中一般的思想问题与托派联系起来，向地委汇报说：“干校里的确有托派活动，散布谣言，暗中煽动学生不服从分配，这都是魏定远在背后操纵的，他的问题最大。学员“闹事”是因为有“托派”活动，耸人听闻地宣称：魏定远居心叵测，他就是这次学员“闹事”的鼓动者。

湖边地委作出决定：立即逮捕魏定远！。　最好的txt下载网

2、难以封堵的缺口

1938年8月，李毅等人亲临干校，以开会为名，派警卫员把魏定远叫到会场，当即逮捕，然后押回地委严刑逼供，并将审讯大权交给了王须仁。

王须仁是个投机分子，他于1933年3月曾在北京《晨报》上发表过“*启示”，后来又混入革命队伍。。。。。。

王须仁接过审讯魏定远的大权之后，便开始了他大搞“逼供信”的生涯。他乘康生的小册子《铲除日寇侦探民族公敌托洛茨基匪帮》在边区党内干部中造成不良影响之际，便搅浑水摸鱼，对魏定远开始了审讯：

“魏定远，你是不是托匪？”

魏定远答道：“不是。”

“你不承认是不是？看来非用刑不可了！”

王须仁再问：“你是不是托匪？”

魏定远当然说不是，不是就打，先用皮鞭抽、又坐老虎凳、再灌辣椒水，魏定远还是不承认。

王须仁急了，用电刑！拉过来一部摇把式电话机，把正负极绑在他身上，可怜的魏定远像一只羔羊任人宰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