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决定继续保留“与部长对话”、“行政部门问题举报”等栏目,直至“公务员组织的最高决策者是民众”的道理被广为人知、韩国公务员组织与发达国家的公务员组织或世界优秀企业相比,成为更亲切、廉洁、具有竞争力的组织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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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于散漫的警察纪律
《警察公务员服务规则》中规定了如下条款:
“警察必须遵守法令、服从上级命令,敬重上司、信任下属、遵守纪律。警察的职责是法律秩序的守护者和执行者,所以身为警察不得做出脱离法令规定范围的越权行为。”
警察的基本任务是维护国民的合法权利及自由、维持社会公共秩序的稳定,所以其职务被赋予特殊权利。但是,这种权利一但被滥用将会严重侵害国民的合法权益。
作为交通法规管制者的交通警察以身试法、粗暴执法的事例,在“与部长对话”栏目中就出现过许多次。
N某某是一家公司的职员,他在上班时间发现一辆警车公然闯入公交车道,立即发文对此进行了谴责:
“我每天早晨都会乘坐公交车去上班。今天,当公交车通过杨花大桥时,我透过窗口发现一辆黑色轿车正向前方行驶,我当时猜测这也许是某位高官的专车。果然,在车的后排座位上一名警察正在看报纸,而前座则是他的助理。我认为高级警官的车辆应该不会闯入公交车道,即使司机无意间违反了交通法规,也一定会得到官员的责备。但事情却并非如此,该轿车还是无视交通法规,肆意驶入公交车道。警察应该为广大市民做出表率,以身作则,遵纪守法,而这位高级警官却知法犯法,这令我为自己身为一名韩国国民而羞愧、脸红。高级官员便可以违反法规的意识,不是只在落后国家才会存在吗?希望部长敦促警察改正这些不良行为。”
对我们来说这无疑是极为严厉的批评。恰逢当日中午,“全国地方警察厅交通科长会议”在部长室召开。会议上,我刻意将此事公布于众,严厉指责他们作为交通法规执行者,不能以身作则,反而知法犯法。
事后,通过对该事件进行调查得知,那位违反交通规则的官员是首尔警察厅的一名官员,他因担心在11点召开的会议中迟到,才驶进杨花大桥的公交车道上。最后,行政自治部按规定对其驾驶员开具罚单并向该干部提出警告的决定,同时向全国各警察厅下达“警车必须遵守交通法规”的命令。
在大田一家研究院工作的某研究员,则指出部分警察存在的如下问题:
“在忠清北道中部高速公路上,忠清北道警察厅的巡逻警车拦住了我的车,其中一名警察指责我超速驾驶。我马上对此进行反驳,因为我一直将车速保持在时速110公里。因此,我要求他们拿出我超速驾驶的证据,该警察声称无法提供证据,只是毫无理由地认定我有超速行为。我只好耐心地对他们解释我的车上乘坐着两个小孩及一位老人,为了他们的人身安全我也不会超速驾驶,即便是因瞬间加速而导致车辆超速,也不及五公里吧。但这两位警察却马上抓住我的话柄说道‘不是超速五公里了吗’,于是,给我开具一张超速115公里的罚单。并且,以不出示驾驶证为由威胁要对我提出控告。迫于无奈,我只好接受了罚单,心想‘弱势的小市民就是要受苦啊’。最后,当我听到那位警察以嘲讽的语气说‘高速公路就是为开快车修建的,你快走啊’时,我心中韩国警察高大的形象一瞬间消失殆尽。”
后经确认得知:该事件中的两名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确未出示明确证据,仅以“有可能超速五公里”为依据开具了罚单。他们辩解说速度测试仪显示当时该车辆时速为120公里,但因为未能及时停止机器的工作状态,所以无法向该名驾驶员提供明确证据。由于这两名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言行不符合规范,故令其接受特别教养教育,并予以“再犯除职”的严厉警告。
大邱市的一位市民也向我们反映了与之相似的问题。他指出:在东大区立体交叉口前方,有一段路面狭窄、停车不便的危险区域,而交警却选择在这种地方处理超速事件。他希望以后不要再出现这类“交警不向司机发出禁止超速的警告而藏躲一旁,发现超速车辆时马上出来开罚单”的现象。
目前大多数合格的警察在兢兢业业地工作,但尚有一些不知羞耻的警察在直接或间接地索取贿赂、欺凌市民。因此,我决定从此以后,只要是能力欠佳或违法违纪的警察,不论其人数多少,全部撤职。我认为,若想在韩国公务员中彻底根除这些不道德行为,还需要广大市民学习上述反应问题的市民,以客观清醒的态度继续鼓励或监督公务员的行为,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在德国这样的欧洲发达国家,国民自发形成的“举报监督体系”,不但可以在帮助警察净化社会风气、惩治贪污*、打击不法行为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并且能够真正体现出其守护正义的意义。
美国警察被视为“法律的化身”,英国警察则是“绝对不会向市民开枪的朋友”,日本警察也有“亲切的道德教师”的美称。
我希望韩国警察也能够摆脱过去呆板、权威的形象,努力塑造出一个使国民信赖、拥有亲切服务精神的“邻家叔叔”式的警察形象。
韩国最大综合企业……现代集团创办人及荣誉会长,曾在1992年竞选韩国总统,目前“现代”不仅仅是韩国经济的支柱,也是政坛的幕后支持者。曾有人戏言,在韩国,人们可以不知道总统是谁,却一定知道郑周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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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会长与“赶牛访北”(1)
行政自治部的一位年青事务官向我提出过这样的问题:“总统和部长一直都说要改革行政部门,那么到底什么是行政部门的改革?”我对他的提问做出如下回答:“就是要改革公务员错误的思想观念。公职人员具有权威主义意识,容易在市民面前产生居高临下的感觉。他们是改革的首要对象。‘我出身名牌大学,好不容易通过考核成为中央部门的官员……’,这种意识本身就存在很大的问题。民众前来办理业务时,需要公职人员体现出的是‘您需要帮助吗’这样的亲切服务态度。
国民既是国家的主人,同时又是公务员的客户,而公务员只是依靠国民给予的工资生活的雇员。主人应享受主人的待遇,雇员则要回到雇员的位置上。另外,公务员应当正常提供国民所需要的服务。当市民拿着文件来办理业务时,公务员不能为难他们,而应该采用亲切的态度、热情的服务来帮助他们解决困难。
如果国民要获取所需信息,无论什么情况下,公务员都应积极主动地为其提供,如有需要批准的业务程序,公务员应尽量一次性处理完善,不能让国民因程序繁琐而满腹怨言,即提供更高、更快、更好及更适当的行政服务。另外,一定要制定好的政策,因为错误的政策所带来的危害极大。所以,从“行政”的本质意义上看,制定正确的政策是其最重要的部分。
尤其是那些制定各种政策的中央部门的公务员,他们需要用长远的眼光,为国家的百年大计进行规划。与此同时,要把“高费用低效率”的工作方式转变为“低费用高效率”的工作方式。
如果你到基层行政机关考察,就会发现那里有很多人无所事事。只需一个人利用半天时间就能够解决的业务,通常要由三四个人负责,而在其之上又有股长、科长等人负责最后决策。因为无事可做,上午的工作时间,他们或是在看报纸,或在考虑中午吃些什么。下午上班时,则三四个人聚在一起,以评论上司或者考虑怎样安排晚餐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来打发时间。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努力改变这种状况,使工作进入高效率模式。因为该做的事情无人问津,所以只好利用规章制度进行强制规范。我们引进目标管理制、分数制、薪水或人事奖励机制、年薪制等先进制度的目的,就在于改变目前的这种状况。
部长也被列入评价体系之内。在引进分数制以后,甚至连我也产生出必须更加认真工作的想法。我们按照公平的原则评分,并将成绩与公务员的工资或人事安排挂钩,促使他们更加努力地工作。在必要时,采用强制性的规章制度,借以改变公务员的懒散意识,加强竞争力度。这就是我们要进行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