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平除开编遣会议之外,其余时间则消磨于联络情感的社交饮宴。一次,冯玉祥做东,在故宫宴请中央要人和四个集团军的高级袍泽,与宴的凡百余人。酒酣耳热时,忽有百余位大小职员和工友排队走进餐厅前的天井里。与宴者均不知这群人究为何事而来,不免相顾愕然。
他们站定后,做主人的冯玉祥乃起立发言说:“我冯玉祥在1924年将清废帝溥仪赶出故宫时,外界谣传都说我冯某曾乘机偷窃故宫财宝。刚才进来的这一批人,都是在故宫内做事的人,知道溥仪出宫的情形最为详细。”冯氏越说声音越洪亮,大声问道:“你们都是在故宫做事很久的人。你们直说,宣统出宫时,我冯玉祥偷过东西没有?”
冯氏问毕,站在天井中的百余人都大声回答说:“我们都知道冯总司令没有偷东西!”
冯又大声问:“你们说话诚实不诚实?”
众人又大声回答说:“我们说话是诚实的!”
冯氏乃转身向众宾客行一鞠躬礼,然后说:“诸位现在已知道我冯玉祥并未偷过故宫宝物吧!”
冯氏的话,引起哄堂大笑。那一大群“证人”遂又整队退出。一场喜剧才告收场。
1957年,纽约一位中国古董巨商曾到我家里闲谈。我把上述的故事告诉他,并问他古董商场上有无冯先生出售古物的痕迹。他说,在若干年前,有一美国大古董商请他考证并估价一个长约一英尺、高约五英寸的中国式花舫,是整块翡翠雕琢而成的,人物生动,花草逼真,确是精致绝伦。他用放大镜细看,证实系乾隆朝代的贡品。据说,这宝物原属冯玉祥所有,这洋人用两万金元购得的。这位中国商人对我说,该花舫诚稀世的宝物,至少值十万元以上,原售主以两万金割爱,殊为可惜云。
又抗日胜利后,我任北平行辕主任,时孙连仲任河北省省主席兼绥靖主任。某次,我问孙说:“人们都传说,1924年冯先生携取故宫的宝物,据你推测,有无此事?”孙说,当时他任冯的卫队旅旅长,派部队保护故宫。后来听说,有一士兵误以为一只大铁箱里藏有金银,乃用斧头铁锤把它打开,发现其中贮藏的全系历代瓷器,已震碎无余。至于冯先生曾否携带宝物出故宫一事,孙君并未作答。
不过,冯氏的为人也有殊足为人称颂的。据说,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冯氏和张作霖勾结,赶走直系首脑曹锟和吴佩孚后,张作霖应冯玉祥约请,只身入北京相晤,磋商善后问题。然直系倒台后,张、冯二人的政治利害又直接冲突,无法协调,善后商谈自然没有结果。因而在欢宴张作霖之夜,冯玉祥曾约其股肱胡景翼(国民军第二军军长)和孙岳(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密议,终无善策可循。胡、孙二人一致认为张作霖将为西北军的大患,不及早除去,将噬脐莫及,故力主将张作霖即刻逮捕为质,然后出师驱逐奉军出关。冯氏认为合作未逾匝月便下此毒手,将招物议。无奈胡、孙坚持,以为时机稍纵即逝,不可畏首畏尾。辩论到最后,胡景翼竟代书手令,逼冯玉祥签字。冯氏拒不握笔。胡、孙二人,一执手令,一执毛笔,和冯玉祥在中南海居仁堂中往返追逐,作团团转,直如演戏一般。三人争辩彻夜,冯玉祥卒未下令,张作霖才能于翌日平安离京。孙连仲时任冯玉祥的卫队旅旅长,是晚因身负拱卫居仁堂之责,故能目击这一戏剧性的会议。抗战期间,我受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连仲为副。偶尔闲谈往事,孙氏对我说来绘影绘声,听了为之捧腹不止。
善后会议与东北易帜(5)
三
善后会议期中,关乎全局的一项最重要决策,厥为接受张学良的和平解决方案,对关外停止用兵。
当革命军进驻平津、张作霖为日人谋杀之后,我即电陈中央,主张对东北停止用兵,以政治方式谋求统一。我的想法是,全国统一大势已定,张作霖已死,张学良断不敢作负隅顽抗之想,和平接受中央的领导,将为必然的后果。再者,此次日人谋杀张作霖,其处心积虑侵略东北的计划已如箭在弦上,我们如出兵东北,可以断言,日军必加以阻挠,济南惨案的血迹未干,出兵东北更应特别慎重。
当善后会议在北平召开时,张学良果派来代表三人——邢仕廉、王维宙、徐祖诒——接洽东北易帜,归顺中央诸问题。然冯、阎两方人士认为东北已失领导中心,士气涣散,故力主乘机进兵,一举削平奉系,以除后患。他们的主张盖基于两种心理:一是,冯、阎二人和奉系都有夙怨,此时正可报复;二是,戡平东北后,我一、四两集团军都是南方人,不耐严寒,则白山黑水之间,沃野千里,必系他二人的天下。
他二人态度既很坚决,蒋总司令也为之举棋不定。因此奉方代表在六国饭店住了十来天,尚未蒙总司令接见,心有不悦,乃决意遄返奉天复命,三代表之一的徐祖诒且已先行离平赴津。
我目击此事发展的危机已著,而蒋总司令腹案仍未定,乃单独去见蒋先生,分析对东北继续用兵的非计。蒋也深以我言为然,并叮咛说,本晚约冯、阎谈话时,你可将此意见提出。
就在同日,前广西国会议员王季文忽到我的住处来告我说,东北代表因久未蒙总司令接见,自觉和平无望,决意于明日离平返奉。季文并说,他们非常愤慨,因为他们曾收到恫吓信,并不时受到言辞间的侮辱,其情形直如亡国贱俘,颇觉难堪。
我听了,知此事关系重大,乃请王君去六国饭店代为致意,请各代表再住数日,敢保必有佳音相告。如各代表感觉安全堪虑,请即搬到北京饭店和我的朋友同住,我并当派便衣人员保护。并告诉他们,此次和平使命关乎国运至大,希望他们为国忍辱,以大局为重。至于就内战来说,实是胜不足武,败也不为辱,希望他们不必介意。
季文去了不久,便来回报说,邢、王二代表感激我的盛意,愿再住下,但搬往北京饭店及派便衣保护等事,俱不必要。
与季文谈后,我立即往见蒋总司令,告以所闻种种。蒋说:“你听谁说的?”言下颇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