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上认为 1917 年的文学革命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一些领袖人
物,尤其是胡适所促成的一种不真实的说法。新近的研究把它的起源追溯到
了晚清。不过,晚清开端的重要性不能过分强调,五四文学无疑有许多真正
“新”的特点。
对晚清时期最有学识而孜孜不倦的学者,仍是已故的阿英(钱杏邨),
他的许多汇编(尤其是《晚清文学丛钞》)和概述(《晚清小说史》、《晚
清文艺报刊述略》),对所有这个课题的学者来说都是不可缺少的。除了阿
英,中国和西方的学者在最近以前一般都忽略了这个时期。米列娜?多列扎
洛娃教授编的讨论会文集《19、20 世纪之交的中国小说》,包括对许多晚清
小说的详尽分析。这些论文一般探讨文学,但这一时期为有兴趣研究现代中
国民众文化的历史学家提供了肥沃的土壤。报刊和舆论的兴起、西方历史和
文学翻译的开始、城市读者人数的增加、城市民众生活理想和传播方式的发
展——这些只不过是研究的一些明显途径。
晚清时期已开始系统地阐述“新文学”的特征和作用,为文学革命的思
想做好了准备。夏志清分析了两个主要人物严复和梁启超的看法(见阿黛
尔?里基特编的《从孔子到梁启超的中国文学观》)。他们初期的系统表述
随后为许多民间“理论家”引伸并搀杂进其他内容。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的通
俗化过程,是一个待分析的令人发生兴趣的论题。
1911 至 1917 年这段时期,被大多数研究现代中国文学的历史学家看作
五四运动“黎明”之前的“黑暗”间歇期。这可能不是事实。晚清的种种大
众化倾向大部分仍在继续:出版了一些令人发生兴趣的小说,尤其是言情类
的小说(例如徐枕亚的《玉黎魂》)。上海的新闻出版业,如其主要的代表
商务印书馆所证明的(见张静庐编:《中国近代出版史料》),继续繁荣。
林培瑞关于繁荣于 20 世纪第 2 个十年并继续到 20 年代的鸳鸯蝴蝶派通俗小
说的研究,再次证明了晚清先例的重要性和文学大众化倾向的活力。
名流们对鸳鸯蝴蝶派小说的一种替换物,可见之于南社的诗歌,南社由
著名的政治家和文人组成。柳无忌的著作《苏曼殊》简要地论述了南社(柳
无忌教授的父亲柳亚子是南社的一个领袖),但南社还待进一步研究。
历史学家们自然是在与五四运动有关的思想动乱的背景下来研究五四文
学。周策纵的在任何文字的著作中也是优秀的作品,就有关文学革命的一般
知识来说是有用的。对五四时期三个主要思想家——陈独秀、胡适和鲁迅—
—的更深入的研究可见于林毓生的著作。李欧梵的《中国现代作家中的浪漫
一代》,研究了五四早期的浪漫倾向,尽管此书并没有广泛地论述女权运动。
梅仪慈的作品,尤其是她研究主要女作家丁玲的著作,填补了这一明显空白。
五四所有作家中最知名的人物——也是最引起人们研究兴趣的论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