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 年秋季在广州发生的关余事件导致了孙逸仙与列强之间的直接对
抗。尽管几个月前临城事件造成了紧张气氛,资产阶级还是拒绝支持孙逸仙
的行动,因为他选作挑战的领域早已被资产阶级认为是他们的独占禁区。广
州政府发起的攻势实际上有使偿还内债的体制受到损害的危险。
在大战末期,海关税收的增加使每年都有大量结余,外国银行将这笔余
款交给中国的中央政府处理。1919 年广州军政府要求分得,而实际上也的确
分得了一部分(13.7%)供自己使用。广州政府在 1920 年被驱逐,停止了这
项要求。孙逸仙在 1923 年 3 月重新掌权以后,他要求重新获得这笔款项,并
要求清偿欠款。但在此期间,1922 年 7 月 29 日中国总统已发布命令将全部
关余拨充偿付整理内债的基金。1923 年 9 月,外交团以遵守条约为借口向孙
逸仙提出警告:如果他要用武力夺取当地海关收入,列强就要用武力进行干
预。作为警告,是年 12 月他们派遣 23 艘炮舰驶入广州水域。
在这段时间里,资产阶级总是在思考他们当前所负责任的代价;上海和
天津的商会和金融团体请求孙逸仙不要危害他们的利益:“我公手创共和……
素以恤商为宗旨,务恳保全关税,以裕基金,不使商民损失”。①
虽然孙逸仙强调,内债是由北京政府安排的,广州不承认它的合法性,
银行家们却不愿卷入政治争论:“当时南方政府承认与否,以及北京政府发
②《为外人干预护路事致符领袖公使函》,《上海总商会月报》,3。9(1923 年 9 月),《会务记载》栏。
③(蔡)和森:《商人感觉到外国帝国主义助长中国内乱的第一声》,《向导周报》,44(1923 年 10 月
27 日),第 333 页。
①《银行界请孙文维持内债基金》,《银行月刊》,3。12(1923 年 12 月),《银行界消息汇闻》栏。
行该项公债时之用途如何,人民未便过问。关余既系整理公债基金之重要部
分,无论何方,稍涉牵动,人民血本所关,均不能予以承认”。
孙逸仙的共产党盟友站出来帮他说话。他们为他的政策辩护,力图提高
争论的层次以开导资产阶级,让他们认识自己的真正利益之所在,并将未来
发展的前景和眼前的利益作了对比:“孙中山氏的唯一政策,在收回关税主
权……此项政策不仅无丝毫损害商界银行界的意义,而且是专为国家的主权
和中流阶级的利益设定的……可怜的中国商人和银行家及一部分新闻记者,
未免太缺乏政治上的关心与常识”。①
但是中国商人却宁愿向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爵士呼吁,请他“维护公共
信用”。②
如果说临城事件表明了中外合作的极限,那么关余事件则表明了资产阶
级民族主义的限度。在这一事件中,孙逸仙遭到强大的现代资产阶级——租
界里的商人和银行家——的反对,他们是政府债券的主要持有者。但是传统
的城市精英们的敌对情绪也同样强烈,在几个月以后的广州商团冲突中达到
了顶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