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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激励作用的记载。②但是人们怎么能够将这种特定的作用从极端有利的一般

经济环境中孤立出来呢？这种作用也不过只是这种有利环境的一个组成部分

罢了。

当资产阶级为了特定的具体任务而进行斗争时，其结果是比较容易看得

出来的。１９２０　年　１０　月，列强签署了一项协定，决定组织一个国际银行团负

责向中国当局提供全部政府间的贷款。作为担保的方式，银行团建议由他们

控制某些国家收入：铁路收益、甚至——根据一再否认的谣言——地产税。

新银行团的条款公然说，“欢迎中国资本予以合作”。③当中国的金融团体于

１９２０　年　１２　月在上海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他们决定不申请加入这个

银行团，而是自己组织一个银行团以应付外国的挑战：“国际银行团一再宣

布援助中国的意愿……对此我们深表谢意。但是对中国的行政事务进行根本

改革是中国人自己的事。”④

《上海总商会月报》发表了一篇措词强硬的社论，谴责列强包藏祸心，

并揭发他们“经济瓜分”的诡计，认为中国正受到这一阴谋的威胁，指出：

“指鹿为马，以鸩当醴……昔之自由割据各独享受者，今变为合力并吞分赃

享受耳。”①

中国官员和财界坚持不懈的敌对态度使国际银行团的投资计划未能实

现。这是资产阶级的一个政治胜利。在前此的年代中，他们力图在经济现代

化的任务中取代外国人，获得了某些成功，现在，他们要取代外国人而充当

向政府提供贷款和控制政府财源的人了。由于低估了中国银行家们的力量和

决心，列强犯了一个错误。１９２１　年　１１　月至　１９２２　年　２　月的华盛顿会议给他们

提供了一个改正错误的机会。美国的外交政策在英国的支持下把赌注押在中

国的资产阶级身上；他们所推行的政策预示了　２０　世纪后半期的新殖民主义，

他们力图保证中国权力由当地的精英们，特别是由实业界的人士们接管。

华盛顿会议的声明发表以后，中国的舆论被发动起来进行一场声势浩大

的“国民外交”运动，各商会和金融团体在其中起着领导作用。这种由公众

直接进行的外交活动，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已经没有统一政府的国家在其政府

代表的合法性引起争议时的最后一招。就这样，１９２１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至　１７　日

⑤聂云台（聂其杰）：《为日兵枪杀市民事警告国民》，《上海总商会月报》，3。6（1923　年　6　月），《言

论》栏。法文译文见　M。克莱尔？贝热尔、张福瑞：《救国！中国的民族主义与　1919　年的五四运动》，第

103—114　页。

①峙冰：《国权回复与经济绝交》，《上海总商会月报》，3。4（1923　年　4　月），《言论》栏。

②M。克莱尔？贝热尔：《中国　1919　年的五四运动：经济局势与民族资产阶级的作用》，《历史评论》，

241（1969　年　4　—　6　月），第　309—326　页。

③伍德海编：《中华年鉴，1923　年》，第　674　页。

④《张嘉璈访问记》，《密勒氏评论报》，1921　年　1　月　29　日，第　470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