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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9部分（第1页）

孙博士的财政问题是严重的。基本上有三种收入来源——捐献、借款和

税收。在　１９２２　年秋季，他的党已经向他的中国支持者筹集　５０　多万元（上海

和香港的通货）的捐赠和贷款，以资助他收复广州。现在已难以再筹措经费。

１９２３　年春季，他试图与香港商人谈判一笔　６００　万元的贷款，与广州商会谈判

一笔　１００　万元的贷款，但都没有成功。他还希望向英国工、商界借一大笔特

许权贷款，但是他所处的危急的军事地位，也使此事不可能进行下去。为了

使他根据地的税收潜力成为现实，他的行政机器必须置于他自己任命的人的

控制之下。

孙的政府组织分成三级——大元帅大本营（有如一个全国性的政府）、

省政府和广州市政府，而市政府最有实力。广州是一个富饶的城市。它有一

个在孙博士的　３１　岁儿子孙科领导下的比较有效率的政府。孙科在快到　２　月底

时担任了市长之职。广州市还有一支高质量的警察队伍，孙博士任命他的一

个老同事吴铁城为广州的公安委员。孙市长和他的六名受过西方教育的委

员，在以后的几个月中推动了广州的现代化，还使该市成为提供军费的主要

来源。

根据　１９２３　年的官方市政报告，广州市除了城市的事业费外，还向大元帅

大本营提供了　６００　多万元（广州通货），用于军事给养。对比之下，省的岁

入却比前一年减少了将近　９００　万元，因为省财政局只能向省内的部分地区征

税。孙博士夺得了地方盐税的控制权，使他从　１９２３　年　５　月至　１２　月净得了近

３００　万元，虽然这种外国人管理的盐务税应由北京政府的稽核分所征收，以

偿还　１９１３　年签订的一笔外债。有利害关系的列强提出了抗议，但没有阻止这

种“挪用行为”，不过，当孙博士在年底威胁要夺取最稳定的财源——广州

②这一探讨以及以下几段的内容是根据韦慕庭的《创始一个革命根据地的问题：孙逸仙在广州，1923　年》，

载《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4。2（1974　年　12　月），第　665—727　页。

海关征收的关税——时，它们为了阻止这个行动，使用武力进行了干涉。

这是一幅财政危机的景象，孙逸仙的政府与军人争夺征税权，二者都给

民众加上了沉重的负担。可是在孙逸仙回广州后的八个月的时期内，南方政

府逐渐增加了它的生存所必需的收入，并且扩大了它的地区根据地。

国民党从其前身（由孙逸仙组织和领导的几个革命政党）算起，已经有

近　３０　年的历史。在上海的中央党部有五个机构和一小批从事筹款和宣传的人

员。在　１９２３　年，除了广州外，在其他城市显然没有活动的分支机构。党员的

总人数不详，因为广东省几个地方分支机构的记录，由于陈炯明　１９２２　年　６

月的叛乱已经散失。总之，党员的数字是靠不住的，因为孙博士的做法是对

诸如军队、工会和学生组织的整个组织进行登记，宣称其中的人就是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