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由情况需要所决定的时间顺序,加强它在无产者、农民和士兵,以及它领
史论》(此后作《史论》),1,第 26—27、31 页;张国焘:《我的回忆》,载《明报月刊》(此后作《明
报》),6,第 6 页;或见张国焘:《中国共产党的崛起》(英文),1,第 136—152 页。
①理查德?C。卡根:《陈独秀未完成的自传》,《中国季刊》,50,第 295—314 页;阿德里安?陈:《发
展》,第 45 页;许华茨;《中国的共产主义》,第 10 页以下各页。
②举例来说,迈斯纳《李大钊》第 204—205 页指出,李号召青年去乡村工作,丝毫没有谈到组织问题。
③郭华伦:《史论》,1,第 95 页。
④一般认为“二大”是 1927 年 7 月 16—23 日在上海召开的——译者。
⑤第二个章程的全文载于陈公博:《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第 131—135 页;回译成中文,载王健民:《中
国共产党史稿》,1,第 52—55 页;韦慕庭与夏连荫:《文件》,第 104—109 页。
①詹姆斯?平克尼?哈里森:《通往权力的长征:中国共产党史,1921—1972 年》,第 67—68 页。张国
焘略有出入地列入了以下组织上的变动:中央在“四大”以后包括书记处、组织部和宣传部,以及《向导》
周刊的编辑;劳工部和农民部分别在五卅运动之后和 1926 年春设立。《明报》,13,第 89 页。
导的妇女和青年小资产阶级群众组织中的力量基础。但是党不得不保持其集
中制;否则它迟早会发现自己面对反动分子而无能为力。尽管关于陈领导之
下的党的生活的历史记载很少,仅有的少数资料还是展现了创始人管理一个
组织松散的政党的情况,自上而下的联络渠道比自下而上的更加顺畅地起着
作用。在顶层和中层,中国共产党更多地依靠与陈和李大钊的私人关系(在
大多数情况下,这是导师与其追随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依靠不带个人色
彩的纪律。事实上,一旦这些联系纽带由于其他原因而被削弱,有关的成员
便会显示出一种脱离组织的倾向。②李大钊和党的北方支部与上海的中央几乎
没有任何有记载的接触,多多少少处于独立状态。即便是 1927 年初占领汉口
英国租界这样一个意义深远的重要行动,也既未经中央的筹划又未经其指
导。①此事仅仅四个月以前,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一次扩大会议还对大大扩展了
的党在组织上的缺陷表示了严重的关切。领导层表现出一种官僚主义的倾
向,而有些同志甚至犯有侵吞和贪污的罪行。②
党希望在基层的小组当中见到一种新的人生哲学的发展,在作风上应当
是集体主义的而非个人主义的,成员的观点应当是客观的而非主观的,而且
对党绝对信任而不怀疑。事实上,小组主要处理实际工作而放弃了理论训练。
③那个层次的生活,在许多情况下仍是没有组织而且随便的。陈关于严密的党
组织的看法,似乎更接近于罗莎?卢森堡而不是接近列宁。例如,根据现有
的文件,在陈任书记职务期间,没有什么地方提到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法。
④主要的决策由定期召开的代表大会和执行委员会的全体会议作出,陈与其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