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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部分（第2页）

其后是另外两种期刊；《创造周报》（１９２３　年　５　月—１９２４　年　５　月）和《创造

日》（共出一百期，１９２３　年　７　月　２１　日—１０　月　３１　日，是《中华日报》的副刊）。

１９２４　年一群年青作家入社，出版一种新的半月刊《洪水》。当　１９２６　年大部

分老社员去广州以后，周全平负责出版部的工作，把他的更为激进的朋友们

拉了进来。新老社员之间开始出现日益扩大的分歧。老社员们在　１９２６　年又创

办了一份新的期刊《创造月刊》，出版到　１９２９　年　１　月。但是年青的伙伴们在

上海已经掌握了大权，把郁达夫挤了出去，并说服成仿吾和郭沫若把创造社

的出版物当作马克思主义的“思想阵地”。因此创造社被认为经历了两个阶

段：早期，１９２１　至　１９２５　年的“浪漫主义阶段”和　１９２４　年郭沫若转向马克思

主义以后逐渐向左转的阶段——他们自己著名的说法是，“从文学革命到革

命文学”。

①同上书，第　12　页。

大多数文学史家一直将这两个文学组织之间的分歧用两个口号加以区

分：“为人生的艺术”和“为艺术而艺术”。①前者被看作是文学研究会的立

场，它的成员们提倡“现实主义”，而后一种立场属于创造社，它的社员们

实践“浪漫主义”。但如果仔细考查，这种理论上的敌对只不过是表面现象。

实际上这两个集团代表五四时期大多数新作家共同主要气质的两个互相关联

的方面。这是一种自我与社会互相交织的人本主义的气质，但经常以强烈的

感情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在文学研究会的会员方面，这种人本主义的气质

较多地从社会的和人道主义的方面表现出来，而创造社的领袖们的早期著作

则有集中于自我的倾向。但这两种倾向并不互相排斥。因此周作人在他的两

篇重要文章——《人的文学》和《文学的要求》——中，主张通过作者“自

己”的感情和思想紧密地“联系人生”。换句话说，自我表现无例外地都和

全人类联系在一起，因为周作人把个人看作是“有理性的”生物，是“人类

的一员。②在使新文学更加集中注意力于社会的同时，茅盾也提醒读者，真正

的自我意识与“社会同情”并非互不相容。③创造社的作家们更经常地使用“浪

漫主义”语汇，歌颂“美”、“全”和创造。但是他们的“为艺术而艺术”

的口号和其在欧洲文学中的含义很不同。在欧洲文学中，这个口号是将更深

刻的艺术境界的真实与外部生活和现实的市侩主义相对立。可是在成仿吾看

来，艺术“美”的作用是“培养”和“净化”生活：“文学是我们精神生活

的食粮。我们能感受到多少生命的快乐，多少生命的颤动啊！”①郭沫若则进

一步将这种“生命的颤动”变成了对社会不满的叛逆行为。

处于前马克思主义阶段的创造社的成员们，较之更冷静的文学研究会的

作者们更加对“生活”充满了喜悦。因此这两派的区别更多地属于着重点和

偏爱的不同，而不在于基本的美学理论。两派的作家都在不同的程度上强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