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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3部分（第5页）

器。根据中国的情况；胡适只能希望有科学知识的人（人数很少的“好人”）

能对现有的权力中心施加影响。胡适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一样，感到

①杰罗姆？B。格里德：《胡适与中国的文艺复兴》，第　179　页。

②同上书，第　177　页。

③关于丁文江，见费侠莉的研究著作：《丁文江：科学与中国的新文化》。

自己只能相信进步的优秀分子。能对吴佩孚政府起作用的希望当然只能是短

暂的，胡适很快回到了他关于中国问题的文化观点。

五四时期的青年普遍都有民族主义的政治热情（这是一种压倒所有意识

形态差别的热情），孙逸仙及其追随者是能更好利用这种热情的集团之一。

不管人们对孙逸仙作为思想家或政治家的优点会有什么看法，事实是，在

１９１１　至　１９１９　年的整个惨淡时期里，他始终没有改变他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

央政府的政治目标，尽管他的方法不能奏效。“新文化”为中国文化的疾患

所困扰，而孙逸仙并没有被这种困扰压倒。相反，甚至在　１９１１　年以前，他和

“国粹”思想的接触就使他确信，必须扶植对历史成就的民族自豪感，他甚

至提出了应当珍视什么的明确看法。

应受珍视的一种传统道德价值是历来强调“民生”，孙逸仙很久以前就

（像梁启超那样）把“民生”和对西方社会中尖锐阶级对立的“社会主义的”

批判联系起来。和梁启超一样，他不断强调，他所界定的那种阶级对立在中

国传统社会中相对来说要少一些。在　１９１１　年以后苦难日增的年代里，他还热

中于如何在中国创建有纪律的、团结一致的先锋政党的问题。总的来说，他

对西方式的立宪民主政体的信念逐渐减弱。因此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孙逸仙

和他的一些最亲密的追随者在十月革命以后，对列宁关于政党组建的看法和

对待军事力量的布尔什维克提法表现出迫切而强烈的关注。孙的追随者中的

一些年轻人——如胡汉民、戴季陶、朱执信等——事实证明的确很善于接受

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论，当作对西方所作所为的一种分析。①

①他们的看法见《建设》杂志，1920　年。

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入

布尔什维克革命学说是五四时期汇集的学说中新近增加的一种，否则五

四时期就只有较老的论题。在“凡尔赛出卖”之后，列宁关于帝国主义的理

论的用语很快在许多集团当中流行开来，但是，把苏维埃共产主义当作一种

完整的主义来接受却是一个缓慢得多的过程，随即改信这一主义的人很少就

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论述马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