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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部分（第1页）

年出版的受到喝采的《国故论衡》中，以更富于学术性的形式表述了这些观

念。①政治上，章－康论争与政治家派系的“改良”与“革命”的对抗相联系；

思想上，与儒家传留的相互对立的版本即古文－今文经典之争相一致。结果是

成为两种形成对照的考察圣人的现代方式，依照新儒学和帝国正统观念的标

准，两种方式同样是异端的，因为两者都不承认把传统上公认的经文当作上

古真正的黄金时代的传留物。②

在康有为手中，早期汉代口传经典的今文传统，暗示了一种孔子作为宗

教建立者的固有解释，孔子确曾在公元前　６　至　５　世纪创立准则作为他自己预

言的大同景象的传播工具。康的论证在学术上是复杂的，依靠找出语言学上

的根据而认为刘歆在公元　１　世纪树为权威的版本，是政治上被人授意的赝

品，并认为其原作的年代不早于孔子自己生活的时间。可是，断定经典是预

言书，使相信它们包含一个关于远古历史真相的真实核心成为不可能。如康

的批评者们所指出的，如果刘歆是作伪者，那么孔子也是作伪者。①康提出一

个儒家传统中没有前例的选择：或者神秘地信仰孔子是一个超越历史的人

物，或者怀疑经典记载的儒家黄金时代有任何历史的根据。

而且，这种怀疑主义产生了一个必然的结果：经典，不再被当作准则，

必须在现在认为产生了它们的时代的历史条件中被理解，也就是被当作出于

政治动机的杜撰，目的是用来支持周代的“后王”或他们的后继者西汉皇帝

的合法性。对康有为的批评者来说，他的理论既提出了一个虚假的作为神圣

信仰的创立者的孔子形象，又提出了对儒学的真实的、令人惋惜的评价，把

它当作帝国历史之中的国家强权的工具。康有为的理论不是把这种学问看作

思想体系，反映一个时代的价值和优先考虑的事情，而是把它看成一种歪曲，

透露了历代知识分子政治家妥协的道德观；和有助于真理相比，他们的学问

更多地有助于发迹，最终促成了帝国的衰落。从这个意义上说，康的哲学和

历史论文转而不利于它们的作者，宣告了康、梁的改良运动是儒家谋求升官

发财的“经世”传统的一种当代的表现。②

①章炳麟：《国故论衡》。

②周予同：《经古今文学》。

①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所引，第　789　页。

②今古经文之争对民国早期历史编纂学的影响，在劳伦斯？A·施奈德的《顾颉刚与中国新史学》中有分析。

为了配合这种对今文儒家的攻击，章炳麟依靠更为传统的“汉学”传统：

孔子“述而不作”、“六经皆史”——即尚存的关于早期周代朝廷的政府记

载片断。不过，章利用这些先例既奚落了那种儒家学说可能是基督教似的宗

教的见解，也推而广之，断言儒家学派并没有特许的传播关于社会道德的使

命。在否定儒家调整社会的历史作用方面，他既否定了它的“内圣外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