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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部分（第5页）

②引自许华茨：《寻求富强：严复和西方》，第　218—219　页。

③梁启超：《复古思潮评议》，《大中华》1。7（1915　年　1　月　20　日）。

①梁启超：《五年来之教训》，《大中华》，2。10（1916　年　10　月　20　日）。

尽头。有关西方改良的发现——对自然科学和历史发展观念的发现——最初

曾激励了几乎可以称之为有机的形而上学理论的复活。进化逐渐被设想为一

种自然发生的宇宙过程，它的动力和方向由它内在的“辩证”的种种力量支

配。于是，由于它的道德目的这种目的论是以等同于现代化的社会乌托邦形

式来设想的，改革者们就有必要通过他们自己的历史本身的成就来评价这种

制度。由于宇宙力量是以使传统圣人的作用相形见绌的方式来想象的，改革

者们试图把圣人改造为浮士德似的英雄，或者试图使人的心理活力成为人民

共同的“精神”。每一个步骤都引起事实上的现世化，因为以形而上学为基

础的、假定为变化“动力”本质的道德目的，要由人民和事件本身予以检验。

当道德目的论不再被确认为在世界上起作用时，进化宇宙论便成为纯自然主

义的信仰体系，就儒家观念来说，它以使男人和妇女自身失去人性为代价，

维护社会和宇宙秩序的一体化。这除了导致五四运动时曾触及所有在世的改

革领袖的信仰危机外，必然出现了一种不同的理解历史进程和精神价值关系

的概念体系。

国粹和儒家思想的未来：新传统主义的出现

在改革时代初期的思想中，进化宇宙论先是接受变化的种种可能性，而

后是日益为顺应其必然性而辩护。不过，一个思想家无论强调包含于宇宙运

动中的道德目的，还是作为一种替换的办法，主要考虑自然和社会的历史进

程，两种强调的极端都不含有否定与另一极端的联系的意思。由于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以来早已预料到的中国传统政治秩序的崩溃，在　１９１１　年变成了革命

政治运动这一事实，这些机体论者的臆说变得越来越使它们的拥护者烦恼。

无论君主制因其政治上的失败遭受到多么严厉的批评，它也曾是一种神圣的

制度，象征着中国价值体系和社会政治制度的互相依存的关系。这个中央集

权主义制度的瓦解，及其在无领导、无原则、无效率的共和国的更加明显的

后果，是深深令人沮丧的。

由于儒家神圣的礼法和这种社会－政治制度之间的联系因此而被视为削

弱了，许多知识分子从一种基于进化宇宙论臆说的哲学立场转向一种更类似

于进化自然主义的立场。前者是诸说综合的：它接受科学，但也以为儒家－

道家作为自然界基础的作用，就形而上学来说，比科学所起的作用重要，是

根本的。后者是西化的：它赞成当代物理学的宇宙模式。前者认为意识与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