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口岸英国化了的中国人,是改良主义领导人员最早的教师,他们无疑都作
为鼓吹者和辩护士而为维多利亚文明说话。中国改良主义者有一个已经在明
治时期的日本经过东亚文化适应性过滤的成功的西化备用模式。不过,这些
论述在对西方经济和政治制度的乐观景象的反应方面,表明中国人正把一种
对于被发现事物的真正见识与他们自己的乌托邦设想结合起来。在这种意义
上,“西方”不仅充当文明的替换物的现实模式,而且也充当出自中国人自
己历史想象所设想的理想图像的宝库。经过改良宇宙论解释模式过滤的科学
和民主,看来是与“大同”这一最终目标相联系的总的宇宙体系的物质和社
会的表现。科学和技术提供了唯物主义的宇宙的景象,其奥妙将产生财富和
力量,这是几代帝国统治者所无法实现的。民主提出了中国人赖以复兴其政
治共同体的制度,使它更接近于永葆青春的“天下为公”的理想。
西方科学对中国改良思想最初的主要贡献,是作为进化宇宙论本身的理
论支柱。在用物理学概念作为他们的哲学的砌石方面,康有为和谭嗣同都传
播了一种新的确信,即自然的真理确实能被认识。他们认为,科学证明了所
有现象的相互依存性,对于他们,这种观念在其文化和社会的应用方面比在
其理论本质方面,更具有革命性。儒家哲学并没有使人道主义的社会准则取
决于宇宙论的精神和物质之间的区分。这些社会准则在历史上也没有与把在
空间中占有固定位置的人类当作中心的宇宙观点联系起来,或与被唯一的超
然存在能力从自然划分出去的、在分类上确定的人类的观点联系起来。
因为这个缘故——更因为 19 世纪传教士自己有代表性地把科学讲授为
一种自然神学,即天意的证明——改良主义者在科学中得以证实未被怀疑主
义的侵蚀所玷污的佛-道现象学。对康来说,科学的量度手段证明了我们平常
的感性认识的相对性:我们“看见”一个死星天体,但不能看见构成水滴的
旋动着的分子。对谭来说,物质基础结构的科学理论使作为经验最终——与
最初相对——真理的相对性几乎消失。他们两人都吸取了类似佛教的宇宙
论,并且极力采用大乘佛教的可能有的世界的观念——星系之外的“世界
海”、“世界海”之外的“华藏世界”,以及“圣智所行”的“算所不能稽”
的“一元”。因此科学加强了他们对客观的、起决定作用的宇宙的信念,这
个宇宙本身是相对地不受人的意志支配的上帝般的威力的自然而然的源泉。
很明显,康和谭都不理解科学真理的阐述要由实验的检验来核实。他们
可以随便把思辨推理的传统结构作为科学结合进他们的宇宙观。然而,他们
更相信科学真理,因为一方面以经验为根据的知识,另一方面数学,看起来
都证实了科学真理。康是一个热心的天文观察者,而谭曾进行经典力学方面
的实验;两人都迷上了数学,当作一种能够表示他们认为他们已认清的自然
真理的演绎论证方法。代数学为谭提供了陈述相对数和常数的普遍的宇宙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