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的临时职位)。任意逮捕甚至处决国会议员,造成了极为紧张的气氛。在
贿赂的干扰中,在一群气势汹汹的暴徒的恫吓下,1913 年 10 月 6 日国会同
意了。尽管如此,国会还是表明了它同袁的意图大相径庭,表明的方式是:
选举袁任总统前,延长了投票时间;起草了一个对抗性的议会制宪法取代
1912 年的临时宪法。1913 年 11 月 4 日,袁列举国民党同二次革命有政治联
系的罪状,下令彻底解散国民党,取消余下的国民党议员的资格。国民党总
体上被定性为叛乱组织。这一事件标志着恐怖在全国范围升级;国会已丧失
了活动能力。
袁并不就此止步,他在 1914 年头几个月,很快几下就解散了所有选举产
生的各级议会。剩下的国会议员被通知回家。在清朝末年搭起了框架、在民
国初年积极活跃在府县和县以下级别的数以千计的地方议会,现在都无一例
外地全部被解散了。在清朝最后两年曾经喧嚷一时的、辛亥革命中在政治上
占重要地位的各省议会都被取消。对于那些曾经参与建设这种代议制结构的
受过教育的有产阶级来说,这是多么大的侮辱啊!英国驻北京公使在评论解
散地方自治团体时断言说:这项命令“在经济上,以及从他们在当地的声誉
的观点来看,影响全国各地一大批小士绅和资产阶级,并使他们站在他的敌
人一边”。①中国人赞同这一判断的声音虽然被恐怖统治所压抑,但还是听得
见的。
袁的行政管理方式,是加紧努力限制社会上自治的范围。在报刊两年不
受中央控制之后(虽然地方政府有时也压制当地报刊的批评),1914 年以法
律形式强化并推广报刊审查制度。中国的商会被置于新法规的管理之下,增
加了它对政治当局的从属性。中国邮局把邮件送交警察局监视。成千便衣人
员和情报人员搜索持不同政见者。铁路旅客因有谋反嫌疑而被仔细盘向,他
们的行李被仔细检查。在人员、效率方面存在相当严重的技术性限制的范围
①朱尔典,北京(1914 年 2 月 9 日),FO2281883。
内,袁政权正逐步具有专事镇压的警察国家的属性。
通过这种办法,推进政治自由主义(它以精英分子为基础)的普遍运动
受到了损伤,而且永远没有完全恢复过来。1913 年 12 月,袁在陈述专制独
裁结构的哲学准则时说了下面一番话:
今天人人嘴上都谈“平等”一词,而平等只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不意指等级
之分应予取消,各人皆可否定法律,自立准绳……“自由”是另一华丽的现代词,但它是
限制在法律范围之内的,在此范围内人是自由的。不受限制的自由,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
那些主张平等、自由,而又不问对不顾法律的放肆是否要给予制裁的人,清清楚楚地知道
这个东西是没有的:他们把堂皇的口号当作推动叛乱的号召而加以利用……再者,“共和”
也是一个雅致的词,但外国人对这个术语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