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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5页）

们的殖民地彻底消失那样。

第四个问题因而是：外国影响如果要传给中国人民，必须用中国的语言

和书写方式来传布。中国人与“夷人”交往的长期经验，已经发展了经过时

间考验的思想和反应方式。例如，内和外是很古的中国范畴，既以地理概念，

又以象征意义广泛应用。于是，外国位于中国之外，但是行叩头礼的外国统

治者可以成为外藩。①天子本人必须内（品格）是圣贤，而外（行动）表现为

一个英雄，正像一个君子必须内则先修其身，然后外以其模范行为努力去平

①杨联陞：《关于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的历史笔记》，载费正清编：《中国人的世界秩序观：传统的中国

对外关系》，第　32　页。

天下那样。相互关联的内和外两个范畴，使中国人考虑对国内的和外国的刺

激因素作出反应时，始终保持纯粹的中国方式。②张之洞普及的提法“中学为

体，西学为用”中的一对相似的用语，证明在处理西化时是有用的。由于体

和用实际上指的是一个单一实体的两个方面，所以张之洞是错误地用了这些

字眼。不要紧，它有助于使中国西化。

这样，进入中国的外国影响，必须通过语言这一关。外国思想的翻译常

常接近于汉化。正像为了适应现代需要而把印欧语系加以现代化那样，中国

也创造了新名词，许多是从日文吸收的，用以表达新的意义。可是古代汉字

用于新的词组时，并不能完全摆脱它们积累起来的涵意。

例如，传入中国的外国信仰在有些关键的用语上有明显的困难。基督教

的传教士长期艰苦奋斗以寻求　Ｇｏｄ　的最佳译名，Ｇｏｄ　无疑是他们事业的中心。

天主教徒使用了“天主”，而新教徒则各自使用“上帝”和“神”。还有，

西方自由主义的两个神圣名词“ｆｒｅｅｄｏｍ”（自由）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个

人主义），翻译时，正如在日本，保留了一种任性的无责任感的涵义，使为

人人的学说去为个人自己服务。规规矩矩的儒家信仰者给吓坏了。西方个人

主义的美德变成了没有责任感的只顾自己的放纵。

权利（ｒｉｇｈｔｓ）的思想即使在现代西方也是新发展起来的，但是在中国，

这种思想几乎没有什么背景，以致必须为它创造一个新名词。１８６４　年当美国

传教士丁韪良在翻译惠顿的《万国公法》时，用了权利一词，不久此词又在

日本被使用。但是这两个汉字当然已有固定的意义，两者结合起来似乎是说

“ｐｏｗｅｒ－ｐｒｏｆ－　ｉｔ（权力－利润）”，或者至少是说“ｐｒｉｖｉｌｅｇｅ－ｂｅｎｅｆｉｔ（特

权－利益）”。这样就使一个人对权利的维护，看起来像一场自私的权力游戏

了。①

最后，再观察主要的马克思主义名词“ｐｒｏｌｅｔａｒｉａｔ”，它最初的意思是

古罗马的穷人，而现在在英语中保留了城市穷人的涵义。此词译成了“无产

阶级”，在毛泽东的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