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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5部分（第1页）

之策。

类似的感情也表现在金初的词中。金初词人以吴激和蔡松年（1107—1159）最为著名。元好问说：“百年以来，乐府推伯坚（蔡松年字）与吴彦高（吴激字），号吴蔡体。”（《中州集·蔡丞相松年》）今各引一首为例：

南朝千古伤心事，犹唱《后庭花》。旧时王谢、堂前燕子，飞向谁家？恍然一梦，仙肌胜雪，宫髻堆鸦。江州司马，青衫泪湿，同是天涯。（吴激《人月圆》）

楼倚明河，山蟠乔木，故国秋光如水。常记别时，月冷半山环珮。到而今、桂影寻人，端好在、竹西歌吹。如醉。望白苹风里，关山无际。可惜琼瑶千里，有年少玉人，吟啸天外。脂粉清辉，冷射藕花冰蕊。念老去、镜里流年，空解道、人生适意。谁会？更微云疏雨，空庭鹤唳。（蔡松年《月华清》）

金兵灭北宋时，把皇帝、后妃、宫女等作为俘虏，押送北行。

吴激此词即为北宋的这些宫女而作，其时他自己也已处在金的统治之下。开头几句，悲悼北宋的灭亡、贵族豪门的没落。

“恍然一梦”三句写这些被虏北行的宫女，她们以前那种“仙肌胜雪，宫髻堆鸦”的生活已如梦境般地消失，当前所有的只是痛苦和屈辱。最后几句是说自己的命运跟她们一样悲惨。

蔡松年的词一开始就点明“乔木”、“故国”，但其故国之思，是与个人的一段难忘经历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又渗杂年华流逝的哀愁，显得血肉丰满。结尾两句虽似写景，而作者的无限惆怅见于言外。两篇均具有情真意挚的特点。

在金与南宋正式媾和以后，一方面金的统治者有意识地起用辽、宋遗臣，以缓和民族矛盾，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渐趋稳定，汉族士大夫的内心痛苦也日渐减少，终致不再有北宋灭亡初期那样强烈的感情非抒发不可。于是，到了金的中叶，宋诗重理轻情的倾向又恢复起来，其突出标志是江西派的复兴。但很快遭到了反击。任情重真的传统在金代诗歌中继续占有主流地位。

生活在金代中后期的王若虚有《山谷于诗每与东坡相抗，门人亲党遂有“言文首东坡、论诗右山谷”之语，今之学者亦多以为然。漫赋四诗，为商略之云》诗，其所谓“今之学者”，主要指金中叶的学者。在当时不满于江西派、起而批评的，尚有李纯甫、周昂、元好问等。

在这四人中，李、周的年辈较高。李纯甫，字之纯，承安（1196—1200）进士，官至尚书右都事。他在思想上主张儒、释、道合一，对宋代理学家却颇有非议，曾在其所著书中“就伊川、横渠、晦庵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

（《中州集·屏山李先生纯甫》）他与周昂是朋友。昂（？—1211）字德卿，曾任监察御史、三司判官等职。是王若虚的舅父。若虚的文学思想受其影响很深。若虚（1174—1243）字从之，号慵夫、滹南遗老。曾任翰林直学士，有《滹南遗老集》。他与李纯甫虽均为承安进士，而其《忆之纯》诗说：

“幼岁求真契，中岁得伟人。倾怀当一面，投分许终身。”对纯甫十分推崇。以纯甫与周昂的关系来说，他的年辈实也较纯甫为晚。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在金代官至尚书左司员外郎。他八岁即能作诗，不但是这四人中文学成就最高的，而且也是金代最突出的诗人。有《遗山集》。

在李纯甫、王若虚举进士的承安年间，他还是小孩子。

李纯甫为刘汲《西嵓集》作序说：

……人心不同如面。其心之声，发而为言；言中理谓之文；文而有节为之诗。然则诗者文之变也，岂有定体哉？故三百篇，什无定章，章无定句，句无定字，字无定音，大小长短，险易轻重，惟意所适。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亦各言其志也已矣。

何后世议论之不公邪！齐梁以降，病以声律，类俳优然。

沈宋而下裁其句读，又俚俗之甚者。自谓灵均以来，此秘未睹。此可笑者一也。李义山喜用僻事，下奇字，晚唐人多效之，号西昆体，殊无典雅浑厚之气，反詈杜少陵为村夫子。此可笑者二也。黄鲁直天资峭拔，摆出翰墨畦迳，以俗为雅，以故为新，不犯正位，如参禅着末后句为具眼。江西诸君子翕然推重，别为一派。高者雕镌尖刻，下者模影剽窜，公言韩退之以文为诗，如教坊雷大使舞；又云学退之不至，即一白乐天耳。此可笑者三也。嗟乎，此说既行，天下宁复有诗耶！？（转引自《中州集·刘西嵓汲》）

元好问编《中州集》，于所撰刘西嵓汲小传中如此大段引录李纯甫的议论，而此种议论对认识刘汲的生平、思想、诗歌等并无直接关系，这实在表现了他对纯甫这一议论的尊崇、赞同。元好问在《中州集》李纯甫小传中于纯甫亦极推重，那么，说元好问在文学思想上受有李纯甫的影响当并非傅会之语。

与李纯甫一样，周昂也认为“人才之不同如其面焉。耳目口鼻相去亦无几，然谛视之，未有不差殊者。”（王若虚《滹南诗话》引）由此，他又提出：“文章以意为主，以字语为役。主强而役弱，则无令不从。今人往往骄其所役，至跋扈难制，甚者反役其主。虽极辞语之工，而岂文之正哉？”

（参见《中州集·常山周先生昂》及王若虚《滹南诗话》）。由这种理论虽可引出反江西派的结论，但他自己却并未正式提出反江西派的主张。所以，在金代中后期最早提出反江西派的主张的，实是李纯甫。值得注意的是：李纯甫为弘州人，弘州原属于辽。周昂真定人，王若虚藁城人，元好问太原秀容人；这些地方虽原属于北宋，但都接近辽、宋边界，较易接受辽文化的影响。李纯甫的强调“虽役夫室妾悲愤感激之语，与圣贤相杂而无愧”，显与辽文学的任情倾向相通。也可以说，金代中后期的这一反江西派的活动，与辽文学的传统不无联系。当然，反江西诗派的活动能以如此的规模展开，尚有其现实基础：金的衰亡给士大夫带来的内心痛苦和感情的激荡迫切地需要在诗歌里得到表现，江西诗派的主张跟这样的要求之间显然存在矛盾。

王若虚的《滹南诗话》除复述周昂的主张外，并明确提出：“哀乐之真，发乎情性，此诗之正理也。”又说：“古之诗人，虽趣尚不同，体制不一，要皆出于自得，至其辞达理顺，皆足以名家，何尝有以句法绳人者？鲁直开口论句法，此便是不及古人处。”在他看来，诗歌只要出于诗人的“自得”，又能文字通顺，在逻辑上没有毛病（即所谓“辞达理顺”），不管趣尚如何，都是名篇；因为诗歌的根本要求，就是“发乎情性”的“哀乐之真”。所以，他反对黄庭坚的“以句法绳人”和其所倡导的在形式上的种种清规戒律，他认为那只能损害诗歌的情性之真。“山谷之诗，有奇而无妙，有新绝而无横放，铺张学问以为富，点化陈腐以为新，而浑然天成、如肺肝中流出者不足也。”

他的《滹南诗话》不但对黄庭坚的诗作了很多抨击，对理学家的诗说也有所讥讽。如云：“欧公寄常秩诗云：‘笑杀汝阴常处士，十年骑马听朝鸡。’伊川云：‘夙兴趋朝，非可笑事，永叔不必道。’夫诗人之言，岂可如是论哉？程子之诚敬，亦已甚矣。”这与李纯甫的不服膺理学，可谓一脉相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