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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部分（第3页）

没有丝毫迟疑，他弯腰抱起发烫的弹体哐啷一声便填进了炮膛。又抱起一个药筒准备装填。混帐，那药筒竟在手中燃烧起来。可能只有一秒钟，人的本能和忍受极限逼迫他把药筒马上丢掉。有人测算，那一秒钟之内，他所承受的高温，相当于有一块合金钢在手中燃烧熔化。

踉踉跄跄冲出工事，眉毛头发正烧得吱吱啦啦响。狂奔到连发令所旁，两手举起一小罐凉水从头顶浇下来。火仍在身上烧，战友们撕扯下他燃烧的衣服，才将火完全扑灭。再看他，几乎烧成了一块焦炭，皮肤一块块脱落，只有胸前巴掌大地方和双脚尚存肉色，其他地方都是黑糊糊的，流着红黄相间的血水。

他栽倒在副连长怀里，昏死之前，说了一句：快救火，保炮！

胡德安伤得够重：连续昏死17天，全身烧伤面积达到66％，脸肿得像猪头，双臂、双手的皮肉多处破裂，一根根黑乎乎的血管像烧焦的橡皮管子般裸露着，惨不忍睹。每天换药，都是一次生与死的煎熬，扯筋裂骨般的疼痛搞得他大汗淋漓四肢颤抖，牙根嚼得咯吱咯吱响。医生说，你要是受不了了，就喊就叫就哭吧。他说，大丈夫流血流汗不流泪。唯有在进入昏迷状态时，才会急促地大口大口吸气，从嗓子眼里发出一阵阵分散化解巨痛的呻吟，像颠簸在崎岖山路上快要塌下架子的牛车，尖厉悠长。

几个月过去，　胡德安没有塌下架子，支撑住了。他的烧伤面积比安业民还多6％，居然神奇般地度过险关，存活下来。年轻的护士们在他床头柜上插上鲜花，为他高兴得抹眼泪。他傻乎乎说：我死不了了，你们咋还哭？我死了你们也甭哭。参军前，我奶奶过世我都没哭。

可是有一天，从来不哭的胡德安哭得好伤心。

连长告诉他，他们班那门炮没能保住，烧成个铁疙瘩了。

他呆楞了一会儿，泪珠子便扑扑往下掉：唉，都怨我，没把那个药包扔得远远的，就扔在大炮旁边了。我这个伤受得真不值当。

人们没想到，他不哭则已，一哭便关不住闸。大家七说八劝，好半晌才收了场。

哭是人类一种表达真诚情感的方式。到了伤感处，铁石汉子也会哭。

胡德安当了那个时代的“大英雄”。

忘了哪位作家说过，“死去的英雄是塑料花，老是那么鲜亮。活着的英雄是昙花，只有一瞬的光彩。”

1958、1959年，“胡德安”三个字在各大报刊出现的频率可能仅次于“毛主席”、“周总理”。

1960年，人们偶尔还能从报纸的边边角角上读到这个名字。

再以后，这个曾震撼过多少人心扉的名字便渐渐从报刊、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

到了九十年代，若要提起“胡德安”，十万人中大概九万九千九百九十九个会摇头说“不知道”。

这很符合人们普遍的崇拜心态，“偶像”不能老是一副面孔，“英雄”也要超时常新。

大概也只有我这个痴人很想知道，胡德安拖带着一个重残之躯，在这三十年风风雨雨中是否依旧活得“英雄”。历史的责任感加好奇，驱使我给安微省霍丘县民政局发去信函：

1958年炮击金门战斗中，贵县籍战士胡德安，为保护火炮，与烈火搏

斗，负重伤，成为全国闻名的战斗英模。为撰写炮战史料，本人希望了解

胡德安同志近期情况。希贵局于百忙中函告为感。

1992年10月12日我将信发出。　12月1日接到电话，对方称：我是胡德安，我已到北京。

第二天，我见到了我笔下的“英雄”。一米七五的个头，一身洗得发旧式样早已过时的藏蓝色干部装，安徽口音很重，特别是一脸伤疤和一双被烧得重残像鸡爪一样蜷曲的手，勿须证明和介绍信，也一眼可以认定，他就是曾声名远扬的胡德安。

我说：老胡，您怎么说来就来了？

他说：民政转来你的信，我想八成北京有啥急事找我，还是跑一趟讲得明白。

我说：老胡，您来得正好，关于您那段我刚写完，您看看是否实事求是。

他看了，说：事是那么回事，就是对我一个人宣扬多了。实实在在，我们班当时表现都不孬。

着火那会儿，叶英琪、吴海福两个人正在弹药库搬炮弹，叫大火闷在

里边没出来。后来弹药库爆炸，两人的碎肉碎骨头碴子捡巴捡巴捡了一脸

盆，下葬的时候大体上分了分，其实哪里还分得清呀。二炮手任春德也烧

得够呛，百分之五十面积吧。炮阵地旁边是一个鱼塘，叫敌人炮弹炸成了

一片烂泥浆，小任疼得受不了了，一下子跳进去，膀子上的烂皮烂肉全掉

了，看着那个惨哪。当时不懂，不跳还有个救，跳下去就没救了，医学上

叫“血液中毒”，老百姓叫“毒火攻心”，其实就是恶性感染，在医院抢

救了七天，没救过来，牺牲了。我当时也疼得受不了啦，浑身就像下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