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电影,脑子里老是浮现战友们的身影。我每年都要回青屿去看看,我在
那里干了十年,那是一个忘不了的记忆。老了,想想过去,精神上好像有
些安慰。
我退休后生活还可以,一个月拿个五、六百块,比在部队时少个一、
二百块,说得过去,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吧。住三房一厅,四十几个平方,
也可以了。有时也有怨气,但一想那些死去的战友,他们干革命得了什么
嘛?就啥气也没有了。1947年一次战斗,我两条腿挨了机枪,左腿伤到筋,
右腿伤到青头。卫生员给我紧急包扎、止血。国民党反击,距我还有三、
四百米。指导员命令机枪班长把我背下去。班长说:我的班打得只剩两人
啦。指导员说:剩一个人也得把他背下去。班长就背起我跑,一边跑一边
说:只要我活着,就一定把你背回去。我的同乡贾乐开也替换班长背了我
一段。后来,打兖州时,卫生员死了,指导员和贾乐开打淮海时死了,机
枪班长打厦门时死了。救我的四个人,都先后牺牲,只有我活了这么多年。
战争残酷呀!想想烈士们,我挺知足了。
梁文科老人转业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警备区后勤部副部长。退休前的最后一个职务是厦门渔港指挥部副指挥。
现在,你若到警备区或渔港指挥部去打听,知道梁文科这个名字的人已不是很多。但你如果到青屿去打听,所有的干部战士都会很自豪地告诉你:他是我们的老连长呀。每年,梁文科到青屿去讲传统已是新兵下连后的必修课。过了时间不到,连队还会派人去接、去请。三十几度春秋过去,他梁文科依然是青屿战斗集体重要的一员,他的名字已经和青屿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
问题是,现在中国,福建,乃至厦门,又还有多少人知道青屿?
老人告辞。最后的话语是:你多写写烈士们,给他们扬扬名。甭写我,我很普通,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不值当写。
站在旅馆玻璃窗前,看老人瘦削的背影踽踽远去,消失在茫茫人海之中。就是那一刻,我决定要用一节来写梁文科和青屿。
不仅仅是记录一个从万余发炮弹破片中走出来的普通人和普通小岛,而且是记录在毁灭性冲击波中立于不败的意志和信念。
4
午夜,炮战方酣。
一发燃烧弹在三炮阵地上爆炸,弹药库周围起火!
火是白色的,像一片耀眼的碘钨灯。烟是灰蓝色的,像一团团随风蠕动的棉絮。大火浓烟吐着几丈长的舌头,顺着弹药库的出入口往里窜。
又一发敌弹打中了交通壕上的掩体。猛烈的冲击波将火窒息,塌下来的沙石封死了弹药库的通道和出入口。
险情自然排除。
战士们都松了一口气,大炮又开始吼叫。突然有人喊:“不好,李士生(弹药手)被堵在弹药库里了!”阵地上的气氛顿时又呈现紧张。
所有可以暂时离开战位的士兵都冒着炮火奔过来。工兵五连指导员王邦德正在旁边阵地指挥抢修工事,也带着一排赶到现场。
没有谁下达命令。抢救战友就是命令。炮兵和工兵一起动手,锹挖镐刨,铲去了覆土,砍断粗梁,在弹药室顶端开了一个“天窗”。
洞口,冲出一股股浑浊的烟雾,把人熏呛得昏晕欲倒,鼻涕眼泪一起流。
王邦德屏住呼吸,强睁开眼,扒在洞口,打着手电筒往里照,隐隐约约发现离洞口五六步远的地方,李士生正头冲下趴在那,任凭众人大声呼唤也不动弹,恐怕早已凶多吉少。
三班长杨耀明把帽子往地上狠劲一砸,说了声“指导员,我下去!”撑住洞口就往下跳。王邦德赶紧用手电给他指路。眼瞅着他一阵乱摸,终于抓到了李士生,拖了两步,只来得及喊出一句:“拉不动啦!”便一头摔倒在地。
二班战士管在贤急了,在嘴上蒙一块毛巾,纵身跳下。弹药库内已没有多少氧气,浓烈的硝烟是掺杂了多种有毒气体的氧化碳,超量吸入,轻者,会伤及大脑及神经系统,重者,将危及生命。管在贤大声咳嗽着向里模,刚刚摸到班长,自己也倒了下去,前后还不到10秒钟。
王邦德在洞口看得真切,把手电筒往旁边人的手中一塞:“你们拿着!”跳了下去。同志们急忙围住洞口,也不管敌人的炮弹正在寻找目标,十几只手电一齐往洞里照,大家却在喊着:“指导员,小心呀!坚持住!”这时候王邦德已经抱住管在贤的腰,咬紧牙关一举把他托起来,对着洞口说声:“你们快往上拖呀!”又摇摇晃晃回过头去抱第二个。他拼着最后一点气力,把杨耀明也托了起来。洞口拉起杨耀明,王邦德便一头栽倒。
战士钟伯添跳下去,刚刚抱起王邦德,就全身发软,昏倒在地。